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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五四運動」的94周年。1919年的這一天，3,000名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的學生抗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款」，遊行至趙家樓，要揪出北洋政府的漢奸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遂引爆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生運動。
我在芝大本科二年級時，修過政治學家鄒讜教授及當時仍年輕但後來成了名的社會學家巴里斯（William Parish）共開的「中國共產運動」課，其中課本之一是威斯康辛大學周策縱的巨著《五四運動》，初次接觸到對此事巨細無遺的史實考證。周策縱下筆千鈞，使人讀時仍感義憤填膺，對一本純學術著作而言，真是異數。
「五四運動」影響深遠，非同等閒。它集中體現中華民族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憤怒及尋找救國路的熱切。鄒讜老師有言，毛澤東、周恩來都是五四時代中人，要到他們去世，「五四時代」才算結束。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建立，與「五四運動」便有莫大關係。但「五四」的影響，又遠不止政治。其後「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使用白話文等，都把「五四」變成是一立體思潮。
上述種種雖然都十分重要，卻又未必比得上「五四」衍生出的兩位「先生」，即「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是指民主（democracy），「賽先生」是指科學（science）。這兩位先生一直是近代中國要求的目標。從德先生與賽先生可以並稱，我們可看到五四前輩是很有慧根的人。科學與民主其實在一定條件下，是一對可互相依存的矛盾對立統一體。
民主科學 互相依存
民主內涵雖豐，但核心是人人平等的一人一票。這平等中又蘊含著內在的不平等，即少數要服從多數。科學卻是不平等的，真理被發現時，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領會，其他人可能大力反對。你找一萬位「牛頭角順嫂」去投票決定哪位大學校長學術成就最高，其可靠性遠比不上查詢一位內行教授意見。但科學的不平等中，又包容著絕大的平等。是否真理，不是哪一位權威說了算，是有無經過嚴格科學論證及經得起證據的考驗。在物理學界，無論某一專家提出的理論如何漂亮嚴謹，甚至幾乎為所有同行所接受，若他的理論尚未被實驗證明，他便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
懂得把科學的領域與民主的領域分開，是需要智慧的。例如人口若持續老化，社會中必有很多人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等議題，這算是民主決策範圍。但若問此等方案是否行得通不會爆煲，這立時變成個科學問題，多少人的支持或反對，都比不上一個以事實為根據的專家意見。
但民主與科學又絕非毫無關係，在民智受窒礙的社會，人民對理性論證並不熱衷，議會中更感興趣的是黨同伐異，相互攻訐，對科學論證毫無興趣，那麼就算體制如何民主，最終結局還是會為社會帶來災難，從而打擊民主制度的認受性。沒有科學精神作根基，民主制度會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重回獨裁。
沒有民主的平等精神，科學發展一樣會有困難。在學術界中，權威意見雖較受重視，但學術爭議中，大家卻不會說某某意見因是某人所說，所以一定是對。歸根究柢，大家還是同意以事實證據為依歸。
香港目前政局充滿謾罵與歪理，當然很難使人把它與科學拉上任何關係，港人不懂同時追求德先生與賽先生，實比不上「五四」的先賢。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