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公共空間」 by 岑逸飛

2010-05-27

　　新聞、公共空間與民主，一向被社會科學論者認為是重要的「三角關係」。其中「公共空間」理念，是德國當代社會理論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提出。

 

　　究竟甚麼是「公共空間」?英文稱為public sphere，或public space 或public place，也可譯作公共場所、公眾場所、公眾地方。理論上，公共空間不限於經濟或社會條件，不會因背景而受歧視，不用繳費或購票，任何人有權進入可以共享的地方。

 

　　但實際上，「公共空間」的定義也易生混淆。像購物中心或公園可視為公共空間，但晚間又會關閉。公共圖書館是公共空間，但不是所有政府建築物都如是。廣義的公共空間，例如星巴克咖啡店，只要光顧一杯咖啡就可進內，高談闊論，流連忘返。至於超級市場，限制較少，人人可以進入，四處張望而不購物，但也不可以妄作胡為，不受約束，例如在裡面行乞就不容許了。

 

　　提出「公共空間」的哈貝馬斯，在其名著《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型》指出，近代社會的公共空間遭到嚴重蠶食，民主受到很大威脅，他推崇十八世紀的布爾喬亞式公共空間。當時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在咖啡店，在那裡飲咖啡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論政，無拘無束，各自表達不同意見，反映真正民意，充分發揮公民社會制衡政府的作用。

 

　　在民主社會，需要言論自由。美國先賢傑佛遜曾說：資訊是民主的流通貨幣。但資訊也要通過公共空間傳播。理想「公共空間」的必備條件，第一是必須公開及自由，讓公眾有公平機會暢所欲言﹔第二是資訊的收集及發放必須客觀，能擺脫政治及經濟力量操控﹔第三是公共空間必須提供辯論場地，溝通具有理性。

 

　　健康的公共空間是民主的必需條件。再看內地和香港，內地的公共空間受政治干預相信較香港為多，但若說香港的公共空間很自由又未必。現代公共空間的主要舞台是大眾傳媒，而受政治干預的傳媒，資訊發放是單向式，且有守門人過濾資訊，不容許有意識形態偏差。至於香港傳媒，則是無形的經濟干預，報導日趨商業化，淪為公關的廣告活動。至於見於傳媒的言論，都是意見領袖，如政黨領袖、學者、時事評論員等，只屬少眾意見，不是真正民意。

 

　　不過，如今在網絡年代，公共空間已由現實世界伸展至網上虛擬世界，參與者相對而言已較少受社會身分限制，而在資訊收集及發放方面，也不受篇幅、地域和時間限制，加上儲存、互動、連結、搜索及多媒體等新功能輔助，令它可以提供更詳盡及多元化的資訊和分析。一方面網民可各自發表意見，提供完善的互動討論機制﹔另方面透過超連結，新聞網站可包容各類觀點，內容類別多樣化，觀點也互相平衡。加上網上討論可以匿名，令討論空間遼闊。唯一弊病，是言論不必負責，侵犯私隱或作人身攻擊或存心歪曲的事例不勝枚舉，雖說公共空間擴大了，但有效及明確的監管指引不可或缺。

 

工作狂=敬業? by 岑逸飛

2010-05-20

 

工作狂，英文的對應是workaholic ，將work與alcoholic合成，前一個字是「工作」，後一個字是「酗酒」，合起來等於說工作狂熱的程度，有如飲酒上癮。這個英文字是在上世紀中葉在西方初次出現，據說有教會人士為上帝忘我工作，終日奔波勞碌，最後因過勞而死，臨終前懺悔，稱自己為「工作狂」。

 

為上帝工作而不休息，相信上帝也不敢苟同。《聖經．舊約》記載耶和華在前六日陸續創造了光明、天地、海洋、土地、星辰、動植物和人類之後，也要選第七天來休息，稱為「安息日」。安息日在《聖經》不僅重要，而且神聖。但很多香港人在星期日照常工作，並不知道耶和華會很生氣。

 

在以色列的猶太教，摩西所規定的「律法」，最重視是每七日要休息一天，安息日在外工作，被猶太教視為最大的禁忌。在《舊約》，曾有過因為在安息日工作而被處死的記載。《民數記》提到：「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遇到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遇見他檢柴的人，就把他帶到摩西亞倫和全會眾那裡，將他收在監內，因為當怎樣辦他，還沒有指明。耶和華吩咐摩西說：總要把那人治死。」

 

如今的工作狂，是對工作的狂熱達到一定的癡迷程度，他們一旦空閒而沒有工作，就感到很不開心。他們的人生以工作為樂，不覺得長時間工作是一件苦差，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以上，沒有上下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進食、清潔，累了倒頭便睡，睡醒便工作、工作、工作，從不放假。

 

歐美也許有基督教的傳統，恪守耶和華在安息日不工作的教誨，視「工作狂」為百分之百的貶義詞。但「工作狂」在香港，似乎複雜了一些，是貶中帶褒，甚至褒多於貶。勤於工作已成為香港的一種文化，在香港這個社會的語境下，「工作狂」這個詞，有時甚至是「敬業」的代名詞。

 

中國文化的基因，儒家講勤勞，道家講悠閒。「工作狂」是儒家文化的變種。「勤勞」在心理過程的進一步提升，就可變身為「工作狂」，優雅的形容詞，叫「鞠躬盡瘁」。事實上，在香港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勤於工作有甚麼不對呢?不少人認為，勤於工作是出息的表現，可以提高業務的水平，可以增加求職和升職的砝碼。

 

當生活日益艱苦，工作狂是為了謀生，也許情有可原。但也有些人，工作狂並無必要，把過多時間投入工作，只為尋求權力欲和成就感帶來的滿足感和快感。而無論是哪一種工作狂，因工作狂而過勞影響健康，總是得不償失。

 

再說，若工作狂是工作上癮，則二十世紀以降，物質豐富，催生人類上癮的「沉迷文化」，據歐洲社會心理學協會主席費南德斯(Fernandes)認為，有七宗罪容易使人發狂，包括：賭博狂、美食狂、購物狂、性愛狂、電視節目狂、工作狂和互聯網狂。縱觀這七宗罪，工作狂之罪，也許不算是最嚴重了吧?

 

歪理世界 by 岑逸飛

2010-05-13

        科學精神，是理性主義掛帥，不可感情用事，凡事講個｢理｣字。但｢理｣也有多種，有真理、有無理、更有歪理。無理是不可理喻，歪理是似是而非，而真理呢，是主觀還是客觀，是相對還是絕對?這裡面，可存有很多爭論。絕對真理可能在上帝那裡才有，人類知識有限，許多所謂真理有條件制約，像地心吸力只有在地球才是真理，去了別的星球就不是了。

        如果真理是相對的，那麼真理可以變無理，無理也可變真理。一些真理，當條件有變，或出現一些新的事實，便成無理。許多科學家，初時一些天馬行空的構思，看似無理，但經過驗證，最後又成為真理。所以對於真理或無理，不妨持以開放態度，倒是歪理，因為帶有欺騙性，需要即時戮穿，免得害人害己。例如二次大戰時納粹狂魔屠殺猶太人，滿口歪理，信服其言的，都變成助紂為虐。

        在香港，歪理常見，香港文化也是歪理見稱，也許因為香港言論自由，百家爭鳴，形形色色的歪理，通過不同的傳媒渠道散播。相比之下，內地言論多了限制，歪理的生存空間反而少了，說歪理的自由只有當政者。但當政者常說歪理，西洋鏡始終會被拆穿，孔子說：｢民無信不立｣，人民的眼睛雪亮，說歪理的政府欠缺誠信，最終會影響管治。

        香港是商業社會，報紙、電子傳媒、廣告及各種各樣的信息源，以至眾多政客的言論和各種時評，都可找到許多存在邏輯謬誤的歪理實例。歪理通常有個特色，俗語說：｢說歪理，嘴上一碗油；說正理，心裡一包糠｣，嘴甜舌滑的多是說歪理的能手，因為歪理需要包裝，言辭動聽，加上許多美麗辭藻，煽情字眼，包的是糖衣，內裡是毒藥；而正理只是有話直說，毫不矯飾，自然枯燥無味。

        識破歪理須有邏輯思維，清晰的思考方法是一種民主教育。一些說話，當推理過程出現問題，便是犯了邏輯謬誤。最常見的謬誤是以偏概全，例如說｢香港女子很現實｣，應該是部份香港女子如此，如今變成一個全稱命題，用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另一種常見例子是事後歸因，又稱｢假性因果｣，例如說政府提高稅收後暴力犯罪上升，因而指責政府應負責任，其實這二者並無直接因果關係，除非能提出論證，否則便似是而非，讓政府蒙上不白之冤。

        香港傳媒最擅長的歪理則是人身攻擊，討論問題是對人不對事，將注意力引向人身而非事情論據。還有些歪理不是對人而是對自己，處理問題時思路不清，例如有學生埋怨考試不及格而不能畢業，找不到好職業，只能在快餐店工作，但這連串事件並無必然因果，若看作是連鎖反應便是犯了｢滑坡謬誤｣。

        活在歪理世界，歪理五花八門，有的訴諸權威，有的訴諸輿論，有的訴諸憐憫，有的類比失當。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人活到四十歲，有一定人生經驗，也該不容易上歪理的當吧！

五四以來的賽先生 by 岑逸飛

2010-05-06

        不知不覺又是五四運動九十一周年紀念了。當年從西方引進「民主」和「科學」這兩個概念，即democracy和science，並按英語發音起了兩個很中國化的名詞，「民主」叫德先生，「科學」叫賽先生。

        如今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的遭遇又怎樣？一直以來，德先生引起爭議甚多，所謂「民主」，是否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但「人民」指的又是甚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取得共識而體現「當家作主」？另外，民主又涉及人權、財產權、法治和權力制約等原則，全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到今日，香港人講民主仍有很多版本，在中國，以西方尺度看德先生，步伐從不一致，總是進兩步退兩步。最近胡錦濤提出意識形態向北朝鮮學習，是民主進步還是倒退呢，又視乎該怎樣闡釋民主了。相比之下，賽先生引起的爭議似乎沒有那麼多。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傳來中國，並沒有遇到阻力。細胞的發現，進化論被普遍接受，以及物理世界的規律，都順利登陸中國。今日誰還說中國的科學不發達？神州宇宙飛船升空了，長江三峽大壩建成了，這還不是具體的科學成果嗎？誠然，這些成果不可一筆抺煞，但五四時期引入賽先生，並不是要求一些學人留學西方偷師，引進西方科學成果在中國發展便算是有了科學，而是要發揚西方的科學精神，作為一種國民教育，讓人人以科學心態和方法處理各種問題。

        究竟什麼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包括求實精神、創新精神、懷疑精神、寬容精神等方面。科學精神需要邏輯思維、實證檢驗，破除迷信。即使在香港，被英國管治了一百五十多年，經常接觸西方思潮，但香港人對賽先生的瞭解仍有限，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對江湖術士講風水命理篤信不疑而從不質疑。

        其實如果仔細審視，五四時期引入德先生和賽先生，並不是兩個獨立個體，而是一家親，甚至是孖生兄弟。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關係是互補，不是相斥。科學沒有民主，會流於霸權，以專業知識訴諸權威，有如古代巫師，為社會特殊利益團體服務。但真正的科學精神，則是民主的守護人，科學的理性態度，可以提升民主的素質。

        科學精神具質疑和驗證的態度，是獨裁和專制的死敵；科學的前提是自由、平等，人人可以研究，多元爭論；科學的流程需要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科學的每一個毛孔，都有民主種子。基本上，科學是民主的，不能主觀，或是一廂情願，要實事求是；另一方面，民主也是科學的，民主與教條或獨斷不能相容。科學與民主，都講理性，對人對事，要清楚明白、重視證據，如實觀、面面觀、平等觀。因此一個社會愈有科學精神，便愈有民主。

        回顧近百年自五四以來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賽先生其實沒有走前德先生多少步。而香港的民主卻步不前，恐怕也是香港人對科學精神認識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