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30日 星期四

蔣介石的定位 by 岑逸飛

2010-09-30

  2006年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於2006年3 月底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內地歷史學家楊天石是首批捧讀蔣日記的學者之一,前年他那本《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出版,曾引發「蔣介石熱」,甚至獲香港特區政府的香港書獎。近月其續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Ⅱ》又出版了,書中結合各種相關文獻,對「國共關係」、「國際外交」以及蔣的「對日策略」等問題再深入探討。

 

  該如何評價蔣介石這個歷史人物?在接受《人物週刊》訪問時,楊天石被問及怎樣對蔣定位,結果他表示只能說三句話:第一,蔣是中國近代史一個重要人物;第二,蔣是中國近代史一個很複雜的人;第三,蔣這個人有功有過。

 

  乍看之下,他這番話說了等於沒說,不去解讀蔣的日記,也該知道蔣是重要的、複雜的、有功有過吧? 但想深一層,楊天石這番平平無奇的話,卻是另有深意。因為自北伐後清黨以來,毛蔣長期對立,為配合政治鬥爭需要,國民黨罵毛澤東是毛賊;共產黨回敬蔣介石以蔣匪。但這種互罵只會扭曲歷史真相,對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並無裨益。楊的言論,四兩撥千斤,有助於扭轉長期以來共黨對蔣的定位。

 

  國共之間如今雖無新仇,卻仍有舊恨。共產黨人不會忘記,紅軍長征後3年時間,僅中央蘇區被殺的共產黨人達80多萬;南京雨花台上被殺的共產黨人有20多萬;還有,浙江大學教授費凡在報刊撰文痛斥蔣政權的法西斯獨裁,被關進集中營,後被槍殺;其他被暗殺的民主人士尚有史量才、楊杏佛、李公僕、聞一多等。

 

  共產黨歷來指蔣政權代表官僚資本和地主階層利益,蔣介石一直被認為是對外妥協和投降的賣國賊,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評價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但時移勢易,1982年,蔣介石已去世七周年,蔣經國在台灣發表一篇悼念其父的文章,流露思鄉之情,中共即抓緊這個對台統戰機會,由蔣經國兒時好友廖承志寫公開信。早在80年代初,鄧小平給來訪的美籍科學家陳樹柏(陳濟棠兒子)親筆題詞,引用魯迅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句話又再度在這封公開信被引用。

 

  但「恩仇」可不是「一笑」就能泯掉的,還需要歷史學家根據歷史的本來面目作分析,給蔣介石一個正確的定位。蔣的日記,有真有偽,例如刺殺光復會陶成章一案,蔣已直認不諱,但仍不免文過飾非。蔣最大的過,應是1938年為阻止日軍進攻武漢,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直接淹死90多萬人,間接死亡600多萬人,造成數千萬難民。

 

  但他的北伐結束了軍閥混戰,以及對抗日戰爭和建設台灣,也有功勞,不可一筆抺煞。

 

2010年9月24日 星期五

窮得只剩下錢嗎? by 岑逸飛

2010-09-24

  陳水扁兒子陳致中,最近又成新聞人物。今年六月他才宣布參選高雄市議員,卻爆出召妓風波!有雜誌報導,他於七月初曾開車載著綽號Nicole的應召女郎前往「開房」,雜誌且掌握了他召妓的電話錄音。對此則傳聞,陳致中堅決否認,控告雜誌誹謗,並有計程車司機出面證實當日曾接載他參與競選活動。此案仍在高雄地方法院審訊,已成羅生門。

 

  本文不是要談陳致中,而是因陳致中而想起他曾於年半前帶了一本名為《窮得只剩下錢》的書給位於台北看守所的陳水扁看,遂使此書一炮而紅。此書作者王陽明,初看名字以為是明代大儒,後來才知是同名同姓的當代人,是個牧師。此君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博士,其後攻讀神學,做了牧師。

 

  此書原是靈修書籍,從「現實人生」切入,講解「生命信仰」,以「生命原則是追求幸福」為主軸,透過三個問題的思考貫串全書:其一是人為甚麽沒有平安?其二是人如何跳出無奈的困境?其三是人如何追求幸福?

 

  其實任何宗教或哲學,以至講「心靈雞湯」的書,都涉及教人省思人性,追問活著意義或存在的終極意義。不論是基督教,或是儒家、道家、釋家,都看到人生之路不外兩條,一條是滿足生理需求的生活之路﹔另一條是滿足精神上平安喜樂的生命之路。這兩條路都要走,缺一不可。

 

  所以說窮,窮也有兩種,一種是物質上的窮;另一種是精神上的窮。甚麼叫做「窮得只剩下錢」?這是指精神上是個窮光蛋,而錢,只可以用來換取物質上的富有,但精神上是空虛不安的,在生命路上一貧如洗。如今社會上人人只顧賺錢,教人賺錢的書多如牛毛,卻從不關注如何走好生命之路,未能把握真正的幸福,一生奮鬥下來,只落得「只剩下帶不走的錢」的遺憾。

 

  「窮得只剩下錢」這句話,如今已成為反諷只知累積財富的慣用語。陳水扁案反映政界人物貪財,中國在國民黨管治時代已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貪污腐化,而在世界各國,如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地,有錢人藉著政治權力牟取非法利益,政治人物藉「權」謀錢,兩者共生互享的「政治」表現也源源不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治愈的痼疾,都是「窮得只剩下錢的」的典型例子。

 

  真正窮得只剩下錢的,是那些貪圖財富的人,其心地窮得可以,窮得沒人性、窮得耍心機、窮得不擇手段。這些都是小人窮,不是君子窮。想起孔子說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說的是君子雖窮,但窮得有志氣,守住節操﹔而小人窮就敗節,胡作非為。

 

  不要小看「固窮」二字,在窮困處境,尚能堅持操守,是需要堅貞毅力的﹔但小人處世是「為我」、「利己」,永不會「安貧樂道」,相信是源於那顆不知足的心!

 

 

2010年9月16日 星期四

釣魚島是火藥桶嗎? by 岑逸飛

2010-09-16

  日本保安廳9月7日在中國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漁船事件,不僅觸痛中日兩國敏感神經,更令有過戰爭陰影的中日民間情緒再掀波瀾,以及引發香港民間保釣組織的抗議聲浪。

 

  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彰彰明甚,因歷史上明朝已顯示對釣魚島擁有主權,而其地理位置又屬中國大陸架露出海面的島嶼。在19世紀末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沒有對中國擁有對釣魚島主權提出異議。甲午戰爭後,日本與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攫取台灣及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美軍佔領日本沖繩、琉球包括釣魚島。至上世紀70年代,美國歸還沖繩和琉球,把釣魚島也一併歸還日本。

 

  如果釣魚島只是個波濤洶灣沒有港灣的孤島,便成雞肋,不值得爭奪。但上世紀60年代末聯合國一委員會宣布該島附近可能蘊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氣,日方因資源乏,立即單方面採取行動,在島上加上日本標記。

 

  釣魚島雖小,卻擔負著中日兩國的民族感情。如今回顧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由兩岸及海外的民族主義者發起,在日本引起不滿,在中港台三地也得不到政府官方支持。從70年代迄今,香港保釣運動經歷不同階段。猶記得1971年7 月7 日,香港學聯在維園發起「保釣七七大示威」,與警方爆發衝突,最後二十一人被捕,引起市民關注。

 

  三十多年來,香港人的保釣象徵了香港社會運動一個重要里程碑。這運動不止為了保衛國土,更是伸張歷史公義。釣魚島主權糾紛說明日本在戰後仍不肯徹底反省及履行戰後責任。上世紀90年代釣魚島主權再起糾紛,1996年香港和台灣民間多次組織保釣行動。但日本每次都派出軍艦攔截,香港的陳毓祥等五人在9月26日於釣魚台海域示威,當中陳毓祥跳海遇溺身亡,成為保釣英雄,更加深港人的保釣情結。

 

  早於1978年,中日簽署「和平友好條約」,中共官方對釣魚島問題,一方面既要顯示主權,另一方面又不想損害中日感情,可能有鑑於國際關係複雜,而日本背後又有美國支撐,因而對民間保釣行動時而鼓勵、時而冷淡,態度按需要而定。今次釣魚島形勢再急劇惡化,中日雙方劍拔弩張,釣魚島有可能成為新的火藥桶嗎?

 

  中國今時不同往日,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榮譽感已不容許任何國家挑戰中國領土完整,而日本的囂張只會進一步刺激中國人已繃緊的反日情緒。 如今日本國內形勢不穩,執政黨要安撫民心﹔中國也一樣關注民情,以免有礙「穩定壓倒一切」方針,影響經濟發展。看來中日外交部都姿態強硬,聲勢汹汹,也不過是項莊舞劍,志在民心。估計中國仍堅守鄧小平當年立場,認為釣魚島問題「一下子沒辦法解決,把它掛起來也沒關係,下一代智慧比較高,可以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吧!」

 

2010年9月9日 星期四

巴菲特蓋茨訪華,中國富豪壓力大 by 岑逸飛

2010-09-09

  發財要立品,古有明訓,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一場金融海嘯,已可讓大家看到,不少商界精英,為了賺錢可以不擇手段,無品可言。講「品」要講道德,道德法則在心中有把尺,但香港人的賺錢觀念,在乎有無觸犯法律,只要不犯法,甚麼也做得出。

 

  發財立品最常見的模式,是贊助慈善事業,對社會上遇到災難或不幸的人,施以援手。中國的慈善思想源遠流長,儒家講「仁愛」,佛家講「慈悲」,道家講「積德」,墨家講「兼愛」,都蘊含救人濟世、福利為民的理念。而近代慈善事業,則多以西方教會的介入為其標誌。

 

  慈善事業有其必要,因為不管社會如何發展,總會存在一部分需要給予關懷照顧的弱勢群體,如棄嬰、孤兒、獨居老人、重病患者、殘疾人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的受害者。

 

  慈善思想,儒家以民為本,提倡樂善好施。佛家講慈悲,在梵文中,「慈」指友愛之情,「悲」是哀憐、同情之意,而佛門則把慈悲擴大至無限,強調業報輪迴:今生修善德,來世升天界;今生造惡行,來世入地獄,因此要發慈悲之願而生救世之心,廣行善舉。至於道家,也講因果相應,行善結果不僅利人,也能利己,這說法其實來自易學,《易傳》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特別是餘殃,道家《太平經》稱為「承負」,是代代積累的戾氣,有待後代子孫行善才能轉禍為福。

 

  現代社會的行善,有各種方式,一般通則,是先富起來,再通過行善回饋社會。這種發財立品的做法,古代的典型例子是陶朱公,他是春秋時范蠡的別名,曾輔助越王勾踐二十餘年,終於攻滅宿敵吳國。大功告成之時,激流勇退,其後來到山東陶地,經商致富,先後三次積累財富至千金,又三次散盡家財救濟窮人。

 

  現代可媲美陶朱公的有兩個富豪,一個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另一個是股神沃倫.巴菲特,兩人都同意將名下大部份財產全數捐給慈善基金,一分一毫也不留給子女。他們兩個甚至寫信給中國富豪,邀請這些富豪參加會談,討論兩人的慈善理念和在美國的經驗,據說給某些中國富豪帶來的壓力遠大於榮耀和喜悅,忘記了中國人有陶朱公的優良傳統。

 

  中國人有句話叫「為富不仁」,要求富豪立品行善,其實並不容易。富豪做善事,當然是大家喜聞樂見。但有些富豪行善,是用公司名義而不是私人財富,這無疑是慷股東之概以遂一己私欲,將行善化成投資之道,發財立品變成形象品牌,有助促銷。像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以及今年四月的青海玉樹災難,有些公司便因慷慨解囊而令企業產品大有收益,財源廣進。

 

  當然,站在慈善機構的立場,捐款人不管是真的發財立品或是另有所圖,都不用計較了,總勝於一毛不拔的富豪。

 

2010年9月2日 星期四

偷窺年代 by 岑逸飛

2010-09-02

  隨著互聯網普及,通過資訊科技偷窺別人隱私易如反掌,偷窺之風泛濫,這世界已進入一個偷窺年代。人有偷窺欲望,看來是源自人性。無論閣下認為自己有多清高,立場有多堅定,接受過多少教育,道德觀念有多重,多少都受不住偷窺的引誘。

 

  偷窺同好奇心有關,而好奇心從兒童時期就開始了。有些偷窺出於個人動機,比如報復,或者某種政治目的。更有些偷窺是病態的,屬於人格上偏差, 例如有窺秘癖。特別是喜歡偷窺別人的性行為,源於不正常的性心理,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這是出於對性的不滿足。

 

  偷窺,不一定是壞事,不可接受的偷窺才受譴責,但可接受的偷窺則是正當的,例如捧讀名人傳記,也屬偷窺隱私,卻是一種正當的閱讀快感。更有些偷窺,初看是壞事,卻又可變成好事。緊張大師希治閣執導的經典電影《後窗》便是講偷窺的,偷窺者為了消磨時間每天在後窗監視鄰居並且偷窺他們的生活,一般認為這是不正當行為,卻因此而識破一宗殺妻分屍案。如此偷窺行為是否道德,正是希治閣拍攝此片在驚悚之餘留給觀眾思考的問題。

 

  電影《後窗》製造出恐怖與懸念的氣氛,形象地發掘出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隱藏著喜歡偷窺的心理。影片以《後窗》(Rear Window)為名,似乎意味人的內心有一扇門緊閉,打開後窗,那是另一個被忽略的世界。人人有隱私,有誰不想一窺究竟呢?

 

  如今傳媒界都有所謂「狗仔隊」,其實都是「偷窺隊」,擁有大批市民支持。一般傳媒機構,都設有「報料熱線」,報料市民除了有金錢酬勞,更有個人偷窺快感。據悉傳媒機構平均一天接獲30到40個報料電話,其中可跟進的有5至6個,翌日有報導的大概有2至3個。報導準則,多半與被偷窺者的知名度有關,愈是名人,其隱私愈有市場。至於「狗仔隊」的道德,也許是以壞心腸做好事,若能揭破名人的偽善和假面,便有益世道人心。

 

  踏入網絡視頻年代,偷窺者只要對資訊科技感到興趣,就能通過各種軟件,悄無聲息地獲取各種信息,即使素昧平生的人,也能通過「人肉搜索」讓他原形畢露。在信息時代,電話,影像,短信,視頻,洶湧而至的信息將人淹沒,還有甚麼不可以知道?監控器材的使用已從銀行、商場、超市擴大到工廠和學校。

 

  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不知不覺活在偷窺文化之中。「偷窺市場」的需求高漲,社會也似乎默許各種「合法」偷窺:商業機構有特別儀器竊取對手機密﹔僱主安裝攝錄機監視傭人﹔傳媒爭先恐後販賣藝人感情隱私。不僅尋常百姓會成為被「合法偷窺」的對象,在「偷窺市場」最炙手可熱的受害者,往往是公眾人物。都說「人怕出名豬怕肥」,在偷窺年代,成名確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做人最好還是低調點,不要太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