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尼拉挾持人質慘劇看談判之道 by 岑逸飛

2010-08-26

　　最近馬尼拉持槍兇徒挾持人質慘劇，造成八死七傷，其實大可避免。這個持槍兇徒，並不是精神失常，也不是甚麼恐怖分子，挾持人質的訴求，只是對其曾在警隊革職，覺得受到冤屈，要求平反復職。他初時的表現，態度平和，有說有笑，且還釋放若干人質，看來不是喜歡隨便殺人的殺人狂。只要菲侓賓警方派出的談判專家能妥善處理，懂得談判之道，滿足兇徒要求，事情應該不難解決。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注重營銷，而營銷戰略可說是一門談判藝術。所謂營銷談判，是指交易雙方，為了各自利益進行磋商，反覆調整各自提出的條件，最終達成協議。

 

　　當然，談判不僅限於商業。現時西方大專院校許多專業，不管是經濟類、公關類或管理類，都設置「談判學」課程，說明談判在現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商業談判、政治談判、外交談判、軍事談判以至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談判，無處不在。

 

　　談判方法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在不同環境，針對不同目標和不同談判對手。談判方法各有不同，或順從對方要求，作出某些有限度的退讓；或想辦法滿足自己要求；或雙方同時滿足對方要求；或雙方降低自己條件而滿足對方要求，不一而足。

 

　　西方談判理論，有所謂利益論，以互惠互利作為談判基礎；有所謂合作論，以利己利他作為談判前提；更有所謂需要論，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因其特徵是需求層次逐漸向上移動，可作為談判技巧的參考。

 

　　中國傳統的談判理論，在春秋戰國時代歸類為縱橫家，其鼻祖是鬼谷子。筆者在學府講授《鬼谷子》課程，內容主要是中國式談判學精髓，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的技巧，所謂「潛謀于無形」，談判秘訣猶如戰場上的進退戰略，必須洞察情勢變化的機微，巧妙運用《易經》的陰陽理論，採取軟硬兼施的談判策略。

 

　　這次馬尼拉的挾持人質事件，菲國談判專家若修讀過《鬼谷子》，就會懂得以《捭闔篇》定陰陽，找出關鍵問題，以保護人質性命為前提；以《反應篇》投石問路，向兇徒試探；以《內楗篇》營造談判氣氛，找出共同話題以迎合兇徒的喜愛；以《抵巇篇》發掘兇徒弱點；然後以《飛箝篇》對兇徒游說；更以《揣篇》作心理推測；以《摩篇》驗證；以《權篇》權衡輕重；以《謀篇》定謀略；最後以《決篇》作出果斷的談判策略，許勝不許敗，如此所有人質一定安全返回香港。

 

　　其實今次事件長達十個小時，已是談判失策。商業談判也有所謂疲勞理論，拖延時間擾亂對方思緒，但挾持人質是人命攸關，只宜速戰速決。再看那些菲國特警不去爆破而用鐵槌攻入巴士，費去個多小時，刺激兇徒情緒，簡直置人質性命於不顧!

貪污文化 by 岑逸飛

2010-08-19

　　有報導說，內地貪污失控，灰色收入泛濫，因為一份由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的王小魯牽頭進行的《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報告指出，全國居民的隱性收入，高達九點三萬億元，當中灰色收入達五點四萬億元。

 

　　所謂「灰色收入」，說白非白、說黑非黑，是介乎黑色與白色之間的收入。「黑色收入」是不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公開而透明的收入。「灰色收入」的內涵複雜，上世紀80年代，人們把工資、津貼之外如稿酬、兼職收入、感謝費、服務費、補貼、講課費、禮金等名目繁多的經濟收入，都叫做「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的表現形式有多種，一般定義為來路不明、沒有記錄在案、沒有納稅、游離在申報外的隱秘收入，都是「灰色收入」，而最常見便是貪污受賄所得錢財。由此可見「灰色收入」泛濫是個危險訊號，說明國民收入嚴重脫離常軌，須予以正視。

 

　　如今各地都訂立「財產來源不明罪」，以防止公務人員貪污或收賄。香港早在1970年頒行《防止賄賂條例》第10條「財產來源不明罪」，俗稱「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香港廉政公署須蒐集嫌犯證據。

 

　　內地則遲至1997年，在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加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條文，但該罪最高刑期只有5年，因此立法後備受質疑，無法有效嚇阻貪污受賄，直至2008年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修法草案擬將其刑期上限提高為10年。

 

　　然而現行法律條文僅是上有政策，下面在實際執行時的對策就沒有劃定具體的量刑標準，使許多制度存在漏洞，大可鑽法律「空子」逃脫法律制裁。

 

　　一個典型例子，便是今年4月2日，山東省冠縣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兩項罪名，指控荊長民任山東的東阿縣和聊城市國稅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受賄合共8 萬元，荊長民直認不諱，被判有期徒刑8年。

 

　　論職位，荊長民只是正科級幹部；論受賄金額，也僅是8萬元，與眾多「大手筆」的貪腐相比，堪稱「小蒼蠅」，但他對其名下184萬餘元財富的來源，僅以「失憶」已可蒙混過關，其中玄機，大可令人聯想到如今許多直接或變相的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已不是僅靠法律就可以撲滅。

 

　　行賄是中國人無處不在的深層文化精神。外國有項民調顯示，在全世界23個國家，中國、日本和南韓三國民眾最相信「金錢萬能」，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財可通神」，便是貪污的一種表現，根深柢固的一種思想。香港慶幸在港英管治時成立廉政公署，貪污受到一定制裁，算是香港的福氣；在神州大地上則仍欠真正的廉政精神，且內地貪污是結構性的，與現實的體制聯繫一起。若不進行體制和政治改革，打了蒼蠅即使再打老虎，卻沒有順藤摸瓜，反貪防腐從可說起?

憤青．奮青．糞青 by 岑逸飛

2010-08-12

　　甚麼是「憤青」?這是「憤怒青年」的簡稱，並不限於內地才有，像香港八十後一代便有很多憤青，全世界各地的憤青多的是。憤青較諸於成年人激進，也不只限於民族主義者，他們的不滿是多方面的，其憤怒源於對現有秩序及週遭環境發出質疑和不滿，但不滿有時也是好事，這是向上的車輪，因不滿而導致改革。

 

　　中國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正是由憤青發起波瀾壯闊的運動，群策群力，從政治層面深入文化層面，產生脫胎換骨的變化，當年所要求的民主與科學，即使到今天仍有餘響。憤青因憤怒而起，但一旦提升，則成「奮青」。「憤」「奮」同音，但「憤」是「憤怒」，「奮」是「奮鬥」。年輕人肯奮鬥，因為有理想，熱情澎湃。辛亥革命前便有林覺民、鄒容等不惜抛頭顱、洒熱血的「奮青」；而五四時代，由憤青蛻變為奮青的，不少其後都學有所成。

 

　　西方也有由「憤青」而「奮青」的例子。先是有海明威小說《太陽依舊升起》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長的年輕人，因戰爭的創傷而對生活失去信念，繼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於美國的一群潦倒的浪蕩人士，有學生，也有騙徒以至吸毒者，也是對社會感到不滿的憤青，自暴自棄，被稱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英語中Beat 這個字含有「疲憊」或「潦倒」之意。但「垮掉的一代」一旦有了奮鬥心，就將其不滿昇華投入文學世界，成為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分支，而那個字「Beat」也賦予了新的涵義，和音樂的節拍概念相聯結，含有「歡騰」或「幸福」之意。

 

　　這世界不平之事太多，所以憤青很多。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憤青，例如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是個憤青。有理想的憤青成為奮青，而不管是憤青或奮青，特點是身有棱角，思想激進，容易左傾。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歐美風起雲湧的憤青運動，以反越戰和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為矛頭，出現了「新左派」思潮。

 

　　其實年輕人左傾也很自然。當年魯迅便曾引述蕭伯納所說，大意是年輕時左傾，中年後自會趨向保守，走向右傾；若是年輕時右傾，年紀大了恐怕會腐化。事實上，年輕人的棱角，會隨著年齡增長，因生活迫人而面對現實，漸漸會被磨成鵝卵石。

 

　　「憤青」向上提升而成「奮青」，但向下墮落便成為「糞青」，「憤」「糞」同音，但「糞」是貶義，有污穢形象。最早的糞青可追溯到清朝時的義和團，如今則湧現於內地網民。他們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包裝，言行偏激，充滿仇恨，目的是肆無忌憚地宣洩一己情緒，喜歡蠻不講理，崇尚暴力。他們一點也不左傾，不會支持弱勢社群，反而因崇拜權力而滑向法西斯主義。

　　無論如何，不管是憤青、奮青或糞青，不僅是一種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值得繼續關注。

 

力撐廣東話 by 岑逸飛

2010-08-05

　　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最近向政府提案，要求增加廣州電視台的普通話播出比例，本來只是提案，不見得會落實，但已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觸發廣州大規模捍衛廣東話運動，香港方面也作聲援，同時廣東的幹部、傳媒及文化界名人，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東話。反應如此激烈，此中有無其他寓意?

 

　　普通話與廣東話之爭，表面上是語言問題，骨子裏則存有政治角力。且先不說政治問題，從語言角度看，普通話已是全國統一語言，各地的方言還值得保存嗎?無疑，推廣普通話有數不清的好處，但同時也會對方言造成影響，嚴重的話會令方言失去存在價值，在語言舞台上消失。

 

　　對於中國的方言，有句順口溜頗為形象化地描述其分布情況：「官話一共四大片，吳粵湘贛緊相連。客家還有平和晉，閩話要分北和南。」事實上，普通話不見得是完美語言，而方言正可補足它所欠缺的文化功能。例如東北方言能表達出北方人的熱情豪放，而吳儂軟語則能表達南方人的細膩溫馨。

 

　　至於廣東話，通行於廣東、廣西境內，若連同港澳及海外華人社區，使用人口超過一億。廣東話是漢語七大方言語言現象較為複雜的，而且最值得保存，因為所保留的古音特點和古詞語很多。唐詩若用普通話讀，相當拗口，用廣東話唸才能體現其抑揚頓挫的韻律美。

 

　　一個典型例子是王之渙的《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其中「流」、「樓」二字在廣東話是同音，普通話這兩字則是韻母不同，讀起來自然不美。

 

　　其實語言有其本身的生命力，它從來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背後有其深刻的文化和政治烙印。當然，站在管治立場來說，語言文字需要統一，這對政令通行以及節省施政成本大有裨益，而中國自秦始皇滅六國後，實施「書同文、車同軌」，文字統一已不成問題。至於語言，有一種全國流行、人人能說的官方話，相信沒人反對，但各地方言是否就沒有生存空間?難道不能兩全其美?

 

　　一種語言是否要受淘汰，就讓它在文化市場上自由競爭吧。如果說的人愈來愈多，就顯出它有旺盛的生機，當局不應以文化霸權的姿態和長官意志，作出干預，抺殺其生存空間。事實上，近二、三十年來，廣東話已隨著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歌曲而大舉北伐，影響力無處不在。在北京，「埋單」、「打包」等用語不絕於耳。想廣東話消亡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其強勢或弱勢，其背後更有經濟因素。

 

　　這次事件只是反映了內地有官員好大喜功、剛愎自用，甚至有想向中央奉承的「擦鞋」心態，但這種打壓肯定徒勞無功，何不向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借鏡，讓學生通曉中英兩種語文，同時又能說流利的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這才是正視語言的市場需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