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的反思 by 岑逸飛

2010-10-14

　　每年10月是「諾貝爾月」：全球矚目的諾貝爾獎逐一公布，先頒發最不引起爭議的物理、化學、醫學等獎，隨後是議論紛紛的文學獎，壓軸則是有政治色彩的和平獎。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74歲的秘魯作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一生從事創作小說、劇本、散文隨筆、詩、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舞台劇、電影和主持電視節目，甚至熱心從政，曾在1990年競逐秘魯總統。他寫的小說，手法魔幻詭譎，內容豐富，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稱號。

 

　　諾獎遴選委員會讚揚略薩的作品，結構有力，對個人抗爭及挫折作出深刻描劃，這當然是表面文章，畢竟文學有思想內涵，反映政治立場，所以得獎作家的政治取向，需要與遴選委員的心靈相應，符合西方特別是美國那套講自由和人權的政治哲學。

 

　　以略薩而論，被喻為「秘魯的良心」，而其代表作是五十多年發表的首部長篇小說《城市與狗》，批判秘魯的社會腐敗和軍事獨裁，但他要遲至今日才得獎，恐怕與其政治立場有關。他早年加入激進左派，擁護古巴的卡斯特羅，學習馬列毛思想，其後才深受英國戴卓爾夫人影響，由親共變成保守右派。試設想他今日如果仍是激進左傾，他還會獲獎嗎?
 

　　當然，論政治性，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意味更濃。「和平獎」不一定表示和平，最典型的例子，是1939年瑞典一個國會成員竟提名希特勒為和平獎候選人。另外，1973年，和平獎頒發給北越領導人黎德壽及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國際輿論噓聲一片，結果黎德壽拒絕領獎，認為越南還沒有實現和平。再如1997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及去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獲獎，其理由都是莫名其妙。

 

　　或說諾貝爾和平獎頒的不是和平內涵，而是人權鬥爭，例如和平獎1975年頒給前蘇聯物理學家薩哈囉夫、1989年頒給達賴、1993年頒給南非的曼德拉，他們都是人權鬥士。但如果講人權，何故印度的人權聖雄甘地五度獲提名、甚至在1948年甘地遇刺逝世後，和平獎光環始終沒有落在甘地頭上?此事令人深思。

 

　　總之，諾貝爾和平獎一貫被政治化到極致，其取捨和好惡取決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今次的和平獎得主是中國的劉曉波，但劉在中國的罪名雖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若仔細審視他的《08憲章》，主要精神是反對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他基本上是個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激進派，所以真正的激進派如魏京生，就反對劉獲獎，認為他對當局妥協。但這種改良思維，正好符合西方的胃口，太激進反而像毛派，不為西方所取。

 

　　無論如何，諾貝爾和平獎如今已成為國際政治博弈的一隻棋子，不想做棋子而拒絕領獎的，只會令人想起法國作家薩特，他於1964年拒絕領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這才真正表現一個作家的風骨。

 

蔣介石的定位 by 岑逸飛

2010-09-30

　　2006年3月3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於2006年3 月底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從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內地歷史學家楊天石是首批捧讀蔣日記的學者之一，前年他那本《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出版，曾引發「蔣介石熱」，甚至獲香港特區政府的香港書獎。近月其續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Ⅱ》又出版了，書中結合各種相關文獻，對「國共關係」、「國際外交」以及蔣的「對日策略」等問題再深入探討。

 

　　該如何評價蔣介石這個歷史人物?在接受《人物週刊》訪問時，楊天石被問及怎樣對蔣定位，結果他表示只能說三句話：第一，蔣是中國近代史一個重要人物；第二，蔣是中國近代史一個很複雜的人；第三，蔣這個人有功有過。

 

　　乍看之下，他這番話說了等於沒說，不去解讀蔣的日記，也該知道蔣是重要的、複雜的、有功有過吧? 但想深一層，楊天石這番平平無奇的話，卻是另有深意。因為自北伐後清黨以來，毛蔣長期對立，為配合政治鬥爭需要，國民黨罵毛澤東是毛賊；共產黨回敬蔣介石以蔣匪。但這種互罵只會扭曲歷史真相，對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並無裨益。楊的言論，四兩撥千斤，有助於扭轉長期以來共黨對蔣的定位。

 

　　國共之間如今雖無新仇，卻仍有舊恨。共產黨人不會忘記，紅軍長征後3年時間，僅中央蘇區被殺的共產黨人達80多萬；南京雨花台上被殺的共產黨人有20多萬；還有，浙江大學教授費凡在報刊撰文痛斥蔣政權的法西斯獨裁，被關進集中營，後被槍殺；其他被暗殺的民主人士尚有史量才、楊杏佛、李公僕、聞一多等。

 

　　共產黨歷來指蔣政權代表官僚資本和地主階層利益，蔣介石一直被認為是對外妥協和投降的賣國賊，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毛澤東對蔣介石的評價包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中國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但時移勢易，1982年，蔣介石已去世七周年，蔣經國在台灣發表一篇悼念其父的文章，流露思鄉之情，中共即抓緊這個對台統戰機會，由蔣經國兒時好友廖承志寫公開信。早在80年代初，鄧小平給來訪的美籍科學家陳樹柏(陳濟棠兒子)親筆題詞，引用魯迅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句話又再度在這封公開信被引用。

 

　　但「恩仇」可不是「一笑」就能泯掉的，還需要歷史學家根據歷史的本來面目作分析，給蔣介石一個正確的定位。蔣的日記，有真有偽，例如刺殺光復會陶成章一案，蔣已直認不諱，但仍不免文過飾非。蔣最大的過，應是1938年為阻止日軍進攻武漢，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直接淹死90多萬人，間接死亡600多萬人，造成數千萬難民。

 

　　但他的北伐結束了軍閥混戰，以及對抗日戰爭和建設台灣，也有功勞，不可一筆抺煞。

 

窮得只剩下錢嗎? by 岑逸飛

2010-09-24

　　陳水扁兒子陳致中，最近又成新聞人物。今年六月他才宣布參選高雄市議員，卻爆出召妓風波！有雜誌報導，他於七月初曾開車載著綽號Nicole的應召女郎前往「開房」，雜誌且掌握了他召妓的電話錄音。對此則傳聞，陳致中堅決否認，控告雜誌誹謗，並有計程車司機出面證實當日曾接載他參與競選活動。此案仍在高雄地方法院審訊，已成羅生門。

 

　　本文不是要談陳致中，而是因陳致中而想起他曾於年半前帶了一本名為《窮得只剩下錢》的書給位於台北看守所的陳水扁看，遂使此書一炮而紅。此書作者王陽明，初看名字以為是明代大儒，後來才知是同名同姓的當代人，是個牧師。此君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博士，其後攻讀神學，做了牧師。

 

　　此書原是靈修書籍，從「現實人生」切入，講解「生命信仰」，以「生命原則是追求幸福」為主軸，透過三個問題的思考貫串全書：其一是人為甚麽沒有平安？其二是人如何跳出無奈的困境？其三是人如何追求幸福？

 

　　其實任何宗教或哲學，以至講「心靈雞湯」的書，都涉及教人省思人性，追問活著意義或存在的終極意義。不論是基督教，或是儒家、道家、釋家，都看到人生之路不外兩條，一條是滿足生理需求的生活之路﹔另一條是滿足精神上平安喜樂的生命之路。這兩條路都要走，缺一不可。

 

　　所以說窮，窮也有兩種，一種是物質上的窮；另一種是精神上的窮。甚麼叫做「窮得只剩下錢」?這是指精神上是個窮光蛋，而錢，只可以用來換取物質上的富有，但精神上是空虛不安的，在生命路上一貧如洗。如今社會上人人只顧賺錢，教人賺錢的書多如牛毛，卻從不關注如何走好生命之路，未能把握真正的幸福，一生奮鬥下來，只落得「只剩下帶不走的錢」的遺憾。

 

　　「窮得只剩下錢」這句話，如今已成為反諷只知累積財富的慣用語。陳水扁案反映政界人物貪財，中國在國民黨管治時代已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貪污腐化，而在世界各國，如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地，有錢人藉著政治權力牟取非法利益，政治人物藉「權」謀錢，兩者共生互享的「政治」表現也源源不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治愈的痼疾，都是「窮得只剩下錢的」的典型例子。

 

　　真正窮得只剩下錢的，是那些貪圖財富的人，其心地窮得可以，窮得沒人性、窮得耍心機、窮得不擇手段。這些都是小人窮，不是君子窮。想起孔子說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說的是君子雖窮，但窮得有志氣，守住節操﹔而小人窮就敗節，胡作非為。

 

　　不要小看「固窮」二字，在窮困處境，尚能堅持操守，是需要堅貞毅力的﹔但小人處世是「為我」、「利己」，永不會「安貧樂道」，相信是源於那顆不知足的心！

 

 

釣魚島是火藥桶嗎? by 岑逸飛

2010-09-16

　　日本保安廳9月7日在中國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漁船事件，不僅觸痛中日兩國敏感神經，更令有過戰爭陰影的中日民間情緒再掀波瀾，以及引發香港民間保釣組織的抗議聲浪。

 

　　釣魚島主權屬於中國，彰彰明甚，因歷史上明朝已顯示對釣魚島擁有主權，而其地理位置又屬中國大陸架露出海面的島嶼。在19世紀末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沒有對中國擁有對釣魚島主權提出異議。甲午戰爭後，日本與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攫取台灣及附屬島嶼包括釣魚島。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美軍佔領日本沖繩、琉球包括釣魚島。至上世紀70年代，美國歸還沖繩和琉球，把釣魚島也一併歸還日本。

 

　　如果釣魚島只是個波濤洶灣沒有港灣的孤島，便成雞肋，不值得爭奪。但上世紀60年代末聯合國一委員會宣布該島附近可能蘊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氣，日方因資源乏，立即單方面採取行動，在島上加上日本標記。

 

　　釣魚島雖小，卻擔負著中日兩國的民族感情。如今回顧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由兩岸及海外的民族主義者發起，在日本引起不滿，在中港台三地也得不到政府官方支持。從70年代迄今，香港保釣運動經歷不同階段。猶記得1971年7 月7 日，香港學聯在維園發起「保釣七七大示威」，與警方爆發衝突，最後二十一人被捕，引起市民關注。

 

　　三十多年來，香港人的保釣象徵了香港社會運動一個重要里程碑。這運動不止為了保衛國土，更是伸張歷史公義。釣魚島主權糾紛說明日本在戰後仍不肯徹底反省及履行戰後責任。上世紀90年代釣魚島主權再起糾紛，1996年香港和台灣民間多次組織保釣行動。但日本每次都派出軍艦攔截，香港的陳毓祥等五人在9月26日於釣魚台海域示威，當中陳毓祥跳海遇溺身亡，成為保釣英雄，更加深港人的保釣情結。

 

　　早於1978年，中日簽署「和平友好條約」，中共官方對釣魚島問題，一方面既要顯示主權，另一方面又不想損害中日感情，可能有鑑於國際關係複雜，而日本背後又有美國支撐，因而對民間保釣行動時而鼓勵、時而冷淡，態度按需要而定。今次釣魚島形勢再急劇惡化，中日雙方劍拔弩張，釣魚島有可能成為新的火藥桶嗎?

 

　　中國今時不同往日，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榮譽感已不容許任何國家挑戰中國領土完整，而日本的囂張只會進一步刺激中國人已繃緊的反日情緒。 如今日本國內形勢不穩，執政黨要安撫民心﹔中國也一樣關注民情，以免有礙「穩定壓倒一切」方針，影響經濟發展。看來中日外交部都姿態強硬，聲勢汹汹，也不過是項莊舞劍，志在民心。估計中國仍堅守鄧小平當年立場，認為釣魚島問題「一下子沒辦法解決，把它掛起來也沒關係，下一代智慧比較高，可以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吧！」

 

巴菲特蓋茨訪華，中國富豪壓力大 by 岑逸飛

2010-09-09

　　發財要立品，古有明訓，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一場金融海嘯，已可讓大家看到，不少商界精英，為了賺錢可以不擇手段，無品可言。講「品」要講道德，道德法則在心中有把尺，但香港人的賺錢觀念，在乎有無觸犯法律，只要不犯法，甚麼也做得出。

 

　　發財立品最常見的模式，是贊助慈善事業，對社會上遇到災難或不幸的人，施以援手。中國的慈善思想源遠流長，儒家講「仁愛」，佛家講「慈悲」，道家講「積德」，墨家講「兼愛」，都蘊含救人濟世、福利為民的理念。而近代慈善事業，則多以西方教會的介入為其標誌。

 

　　慈善事業有其必要，因為不管社會如何發展，總會存在一部分需要給予關懷照顧的弱勢群體，如棄嬰、孤兒、獨居老人、重病患者、殘疾人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的受害者。

 

　　慈善思想，儒家以民為本，提倡樂善好施。佛家講慈悲，在梵文中，「慈」指友愛之情，「悲」是哀憐、同情之意，而佛門則把慈悲擴大至無限，強調業報輪迴：今生修善德，來世升天界；今生造惡行，來世入地獄，因此要發慈悲之願而生救世之心，廣行善舉。至於道家，也講因果相應，行善結果不僅利人，也能利己，這說法其實來自易學，《易傳》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特別是餘殃，道家《太平經》稱為「承負」，是代代積累的戾氣，有待後代子孫行善才能轉禍為福。

 

　　現代社會的行善，有各種方式，一般通則，是先富起來，再通過行善回饋社會。這種發財立品的做法，古代的典型例子是陶朱公，他是春秋時范蠡的別名，曾輔助越王勾踐二十餘年，終於攻滅宿敵吳國。大功告成之時，激流勇退，其後來到山東陶地，經商致富，先後三次積累財富至千金，又三次散盡家財救濟窮人。

 

　　現代可媲美陶朱公的有兩個富豪，一個是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另一個是股神沃倫．巴菲特，兩人都同意將名下大部份財產全數捐給慈善基金，一分一毫也不留給子女。他們兩個甚至寫信給中國富豪，邀請這些富豪參加會談，討論兩人的慈善理念和在美國的經驗，據說給某些中國富豪帶來的壓力遠大於榮耀和喜悅，忘記了中國人有陶朱公的優良傳統。

 

　　中國人有句話叫「為富不仁」，要求富豪立品行善，其實並不容易。富豪做善事，當然是大家喜聞樂見。但有些富豪行善，是用公司名義而不是私人財富，這無疑是慷股東之概以遂一己私欲，將行善化成投資之道，發財立品變成形象品牌，有助促銷。像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以及今年四月的青海玉樹災難，有些公司便因慷慨解囊而令企業產品大有收益，財源廣進。

 

　　當然，站在慈善機構的立場，捐款人不管是真的發財立品或是另有所圖，都不用計較了，總勝於一毛不拔的富豪。

 

偷窺年代 by 岑逸飛

2010-09-02

　　隨著互聯網普及，通過資訊科技偷窺別人隱私易如反掌，偷窺之風泛濫，這世界已進入一個偷窺年代。人有偷窺欲望，看來是源自人性。無論閣下認為自己有多清高，立場有多堅定，接受過多少教育，道德觀念有多重，多少都受不住偷窺的引誘。

 

　　偷窺同好奇心有關，而好奇心從兒童時期就開始了。有些偷窺出於個人動機，比如報復，或者某種政治目的。更有些偷窺是病態的，屬於人格上偏差， 例如有窺秘癖。特別是喜歡偷窺別人的性行為，源於不正常的性心理，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這是出於對性的不滿足。

 

　　偷窺，不一定是壞事，不可接受的偷窺才受譴責，但可接受的偷窺則是正當的，例如捧讀名人傳記，也屬偷窺隱私，卻是一種正當的閱讀快感。更有些偷窺，初看是壞事，卻又可變成好事。緊張大師希治閣執導的經典電影《後窗》便是講偷窺的，偷窺者為了消磨時間每天在後窗監視鄰居並且偷窺他們的生活，一般認為這是不正當行為，卻因此而識破一宗殺妻分屍案。如此偷窺行為是否道德，正是希治閣拍攝此片在驚悚之餘留給觀眾思考的問題。

 

　　電影《後窗》製造出恐怖與懸念的氣氛，形象地發掘出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隱藏著喜歡偷窺的心理。影片以《後窗》(Rear Window)為名，似乎意味人的內心有一扇門緊閉，打開後窗，那是另一個被忽略的世界。人人有隱私，有誰不想一窺究竟呢?

 

　　如今傳媒界都有所謂「狗仔隊」，其實都是「偷窺隊」，擁有大批市民支持。一般傳媒機構，都設有「報料熱線」，報料市民除了有金錢酬勞，更有個人偷窺快感。據悉傳媒機構平均一天接獲30到40個報料電話，其中可跟進的有5至6個，翌日有報導的大概有2至3個。報導準則，多半與被偷窺者的知名度有關，愈是名人，其隱私愈有市場。至於「狗仔隊」的道德，也許是以壞心腸做好事，若能揭破名人的偽善和假面，便有益世道人心。

 

　　踏入網絡視頻年代，偷窺者只要對資訊科技感到興趣，就能通過各種軟件，悄無聲息地獲取各種信息，即使素昧平生的人，也能通過「人肉搜索」讓他原形畢露。在信息時代，電話，影像，短信，視頻，洶湧而至的信息將人淹沒，還有甚麼不可以知道?監控器材的使用已從銀行、商場、超市擴大到工廠和學校。

 

　　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不知不覺活在偷窺文化之中。「偷窺市場」的需求高漲，社會也似乎默許各種「合法」偷窺：商業機構有特別儀器竊取對手機密﹔僱主安裝攝錄機監視傭人﹔傳媒爭先恐後販賣藝人感情隱私。不僅尋常百姓會成為被「合法偷窺」的對象，在「偷窺市場」最炙手可熱的受害者，往往是公眾人物。都說「人怕出名豬怕肥」，在偷窺年代，成名確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做人最好還是低調點，不要太張揚!

 

馬尼拉挾持人質慘劇看談判之道 by 岑逸飛

2010-08-26

　　最近馬尼拉持槍兇徒挾持人質慘劇，造成八死七傷，其實大可避免。這個持槍兇徒，並不是精神失常，也不是甚麼恐怖分子，挾持人質的訴求，只是對其曾在警隊革職，覺得受到冤屈，要求平反復職。他初時的表現，態度平和，有說有笑，且還釋放若干人質，看來不是喜歡隨便殺人的殺人狂。只要菲侓賓警方派出的談判專家能妥善處理，懂得談判之道，滿足兇徒要求，事情應該不難解決。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注重營銷，而營銷戰略可說是一門談判藝術。所謂營銷談判，是指交易雙方，為了各自利益進行磋商，反覆調整各自提出的條件，最終達成協議。

 

　　當然，談判不僅限於商業。現時西方大專院校許多專業，不管是經濟類、公關類或管理類，都設置「談判學」課程，說明談判在現代社會生活不可或缺。商業談判、政治談判、外交談判、軍事談判以至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談判，無處不在。

 

　　談判方法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在不同環境，針對不同目標和不同談判對手。談判方法各有不同，或順從對方要求，作出某些有限度的退讓；或想辦法滿足自己要求；或雙方同時滿足對方要求；或雙方降低自己條件而滿足對方要求，不一而足。

 

　　西方談判理論，有所謂利益論，以互惠互利作為談判基礎；有所謂合作論，以利己利他作為談判前提；更有所謂需要論，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因其特徵是需求層次逐漸向上移動，可作為談判技巧的參考。

 

　　中國傳統的談判理論，在春秋戰國時代歸類為縱橫家，其鼻祖是鬼谷子。筆者在學府講授《鬼谷子》課程，內容主要是中國式談判學精髓，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的技巧，所謂「潛謀于無形」，談判秘訣猶如戰場上的進退戰略，必須洞察情勢變化的機微，巧妙運用《易經》的陰陽理論，採取軟硬兼施的談判策略。

 

　　這次馬尼拉的挾持人質事件，菲國談判專家若修讀過《鬼谷子》，就會懂得以《捭闔篇》定陰陽，找出關鍵問題，以保護人質性命為前提；以《反應篇》投石問路，向兇徒試探；以《內楗篇》營造談判氣氛，找出共同話題以迎合兇徒的喜愛；以《抵巇篇》發掘兇徒弱點；然後以《飛箝篇》對兇徒游說；更以《揣篇》作心理推測；以《摩篇》驗證；以《權篇》權衡輕重；以《謀篇》定謀略；最後以《決篇》作出果斷的談判策略，許勝不許敗，如此所有人質一定安全返回香港。

 

　　其實今次事件長達十個小時，已是談判失策。商業談判也有所謂疲勞理論，拖延時間擾亂對方思緒，但挾持人質是人命攸關，只宜速戰速決。再看那些菲國特警不去爆破而用鐵槌攻入巴士，費去個多小時，刺激兇徒情緒，簡直置人質性命於不顧!

貪污文化 by 岑逸飛

2010-08-19

　　有報導說，內地貪污失控，灰色收入泛濫，因為一份由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的王小魯牽頭進行的《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報告指出，全國居民的隱性收入，高達九點三萬億元，當中灰色收入達五點四萬億元。

 

　　所謂「灰色收入」，說白非白、說黑非黑，是介乎黑色與白色之間的收入。「黑色收入」是不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公開而透明的收入。「灰色收入」的內涵複雜，上世紀80年代，人們把工資、津貼之外如稿酬、兼職收入、感謝費、服務費、補貼、講課費、禮金等名目繁多的經濟收入，都叫做「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的表現形式有多種，一般定義為來路不明、沒有記錄在案、沒有納稅、游離在申報外的隱秘收入，都是「灰色收入」，而最常見便是貪污受賄所得錢財。由此可見「灰色收入」泛濫是個危險訊號，說明國民收入嚴重脫離常軌，須予以正視。

 

　　如今各地都訂立「財產來源不明罪」，以防止公務人員貪污或收賄。香港早在1970年頒行《防止賄賂條例》第10條「財產來源不明罪」，俗稱「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香港廉政公署須蒐集嫌犯證據。

 

　　內地則遲至1997年，在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加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條文，但該罪最高刑期只有5年，因此立法後備受質疑，無法有效嚇阻貪污受賄，直至2008年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修法草案擬將其刑期上限提高為10年。

 

　　然而現行法律條文僅是上有政策，下面在實際執行時的對策就沒有劃定具體的量刑標準，使許多制度存在漏洞，大可鑽法律「空子」逃脫法律制裁。

 

　　一個典型例子，便是今年4月2日，山東省冠縣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兩項罪名，指控荊長民任山東的東阿縣和聊城市國稅局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受賄合共8 萬元，荊長民直認不諱，被判有期徒刑8年。

 

　　論職位，荊長民只是正科級幹部；論受賄金額，也僅是8萬元，與眾多「大手筆」的貪腐相比，堪稱「小蒼蠅」，但他對其名下184萬餘元財富的來源，僅以「失憶」已可蒙混過關，其中玄機，大可令人聯想到如今許多直接或變相的以權謀私、化公為私，已不是僅靠法律就可以撲滅。

 

　　行賄是中國人無處不在的深層文化精神。外國有項民調顯示，在全世界23個國家，中國、日本和南韓三國民眾最相信「金錢萬能」，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財可通神」，便是貪污的一種表現，根深柢固的一種思想。香港慶幸在港英管治時成立廉政公署，貪污受到一定制裁，算是香港的福氣；在神州大地上則仍欠真正的廉政精神，且內地貪污是結構性的，與現實的體制聯繫一起。若不進行體制和政治改革，打了蒼蠅即使再打老虎，卻沒有順藤摸瓜，反貪防腐從可說起?

憤青．奮青．糞青 by 岑逸飛

2010-08-12

　　甚麼是「憤青」?這是「憤怒青年」的簡稱，並不限於內地才有，像香港八十後一代便有很多憤青，全世界各地的憤青多的是。憤青較諸於成年人激進，也不只限於民族主義者，他們的不滿是多方面的，其憤怒源於對現有秩序及週遭環境發出質疑和不滿，但不滿有時也是好事，這是向上的車輪，因不滿而導致改革。

 

　　中國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正是由憤青發起波瀾壯闊的運動，群策群力，從政治層面深入文化層面，產生脫胎換骨的變化，當年所要求的民主與科學，即使到今天仍有餘響。憤青因憤怒而起，但一旦提升，則成「奮青」。「憤」「奮」同音，但「憤」是「憤怒」，「奮」是「奮鬥」。年輕人肯奮鬥，因為有理想，熱情澎湃。辛亥革命前便有林覺民、鄒容等不惜抛頭顱、洒熱血的「奮青」；而五四時代，由憤青蛻變為奮青的，不少其後都學有所成。

 

　　西方也有由「憤青」而「奮青」的例子。先是有海明威小說《太陽依舊升起》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長的年輕人，因戰爭的創傷而對生活失去信念，繼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於美國的一群潦倒的浪蕩人士，有學生，也有騙徒以至吸毒者，也是對社會感到不滿的憤青，自暴自棄，被稱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英語中Beat 這個字含有「疲憊」或「潦倒」之意。但「垮掉的一代」一旦有了奮鬥心，就將其不滿昇華投入文學世界，成為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分支，而那個字「Beat」也賦予了新的涵義，和音樂的節拍概念相聯結，含有「歡騰」或「幸福」之意。

 

　　這世界不平之事太多，所以憤青很多。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憤青，例如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是個憤青。有理想的憤青成為奮青，而不管是憤青或奮青，特點是身有棱角，思想激進，容易左傾。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歐美風起雲湧的憤青運動，以反越戰和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為矛頭，出現了「新左派」思潮。

 

　　其實年輕人左傾也很自然。當年魯迅便曾引述蕭伯納所說，大意是年輕時左傾，中年後自會趨向保守，走向右傾；若是年輕時右傾，年紀大了恐怕會腐化。事實上，年輕人的棱角，會隨著年齡增長，因生活迫人而面對現實，漸漸會被磨成鵝卵石。

 

　　「憤青」向上提升而成「奮青」，但向下墮落便成為「糞青」，「憤」「糞」同音，但「糞」是貶義，有污穢形象。最早的糞青可追溯到清朝時的義和團，如今則湧現於內地網民。他們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包裝，言行偏激，充滿仇恨，目的是肆無忌憚地宣洩一己情緒，喜歡蠻不講理，崇尚暴力。他們一點也不左傾，不會支持弱勢社群，反而因崇拜權力而滑向法西斯主義。

　　無論如何，不管是憤青、奮青或糞青，不僅是一種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值得繼續關注。

 

力撐廣東話 by 岑逸飛

2010-08-05

　　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最近向政府提案，要求增加廣州電視台的普通話播出比例，本來只是提案，不見得會落實，但已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觸發廣州大規模捍衛廣東話運動，香港方面也作聲援，同時廣東的幹部、傳媒及文化界名人，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東話。反應如此激烈，此中有無其他寓意?

 

　　普通話與廣東話之爭，表面上是語言問題，骨子裏則存有政治角力。且先不說政治問題，從語言角度看，普通話已是全國統一語言，各地的方言還值得保存嗎?無疑，推廣普通話有數不清的好處，但同時也會對方言造成影響，嚴重的話會令方言失去存在價值，在語言舞台上消失。

 

　　對於中國的方言，有句順口溜頗為形象化地描述其分布情況：「官話一共四大片，吳粵湘贛緊相連。客家還有平和晉，閩話要分北和南。」事實上，普通話不見得是完美語言，而方言正可補足它所欠缺的文化功能。例如東北方言能表達出北方人的熱情豪放，而吳儂軟語則能表達南方人的細膩溫馨。

 

　　至於廣東話，通行於廣東、廣西境內，若連同港澳及海外華人社區，使用人口超過一億。廣東話是漢語七大方言語言現象較為複雜的，而且最值得保存，因為所保留的古音特點和古詞語很多。唐詩若用普通話讀，相當拗口，用廣東話唸才能體現其抑揚頓挫的韻律美。

 

　　一個典型例子是王之渙的《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其中「流」、「樓」二字在廣東話是同音，普通話這兩字則是韻母不同，讀起來自然不美。

 

　　其實語言有其本身的生命力，它從來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背後有其深刻的文化和政治烙印。當然，站在管治立場來說，語言文字需要統一，這對政令通行以及節省施政成本大有裨益，而中國自秦始皇滅六國後，實施「書同文、車同軌」，文字統一已不成問題。至於語言，有一種全國流行、人人能說的官方話，相信沒人反對，但各地方言是否就沒有生存空間?難道不能兩全其美?

 

　　一種語言是否要受淘汰，就讓它在文化市場上自由競爭吧。如果說的人愈來愈多，就顯出它有旺盛的生機，當局不應以文化霸權的姿態和長官意志，作出干預，抺殺其生存空間。事實上，近二、三十年來，廣東話已隨著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歌曲而大舉北伐，影響力無處不在。在北京，「埋單」、「打包」等用語不絕於耳。想廣東話消亡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其強勢或弱勢，其背後更有經濟因素。

 

　　這次事件只是反映了內地有官員好大喜功、剛愎自用，甚至有想向中央奉承的「擦鞋」心態，但這種打壓肯定徒勞無功，何不向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借鏡，讓學生通曉中英兩種語文，同時又能說流利的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這才是正視語言的市場需要之道。
   

 

代溝 by 岑逸飛

2010-07-29

　　代溝，是不同世代的溝，這其實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名詞，英文叫Generation Gap，但這「溝」有多闊多大，差距可以很遠，或是難以飛渡的深溝天塹，或是一步邁過的小瀆陰溝，總之其間有個界限，溝這邊和溝那邊的人互望都不順眼。

 

　　如今說代溝，至少是兩代，甚至是隔代。一代三十年，例如二十多歲和五十多歲的，便應存有代溝﹔若是相隔六十年的，那是隔代的代溝，例如二十多歲和八十多歲的，有如爺孫之間，因代溝而帶來的隔閡會更嚴重。

 

　　通常父母和子女之間存有代溝，兩代人因價值觀念、思維和行為模式、道德標準等出現差異，因而在解決問題或評價標準上，有了分歧和矛盾，產生了衝突。子女和父母之間有代溝，會堅持自己判斷是非的對錯，以反叛方式對待父母，試圖擺脫他們的監護。

 

　　這情況古代已有之。《尚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意思是說：請看一般小民，作父母的辛苦耕稼，年輕一代不知生活艱難，只知享受放蕩，甚至對父母反唇相稽：「你們這些與時代脫節的人，甚麼也不懂！」於是乎代代相仍，歷史重演，一代留下一溝，像樹身年輪一般。

 

　　代溝是時間的痕跡，是變革的腳步。出現代溝是自然的，沒有代溝反倒是不自然。但純粹講代溝，那是年齡問題。「代溝」若加上「文化」，便要加上文化因素，例如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兩代人成長的環境不同、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有別，對工作性質、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等看法自有磨擦。上一代人總喜歡想當年如何，津津樂道昔日的風光，卻不知時代變了，多了很多能迎合新生一代的新生事物，他們在其固有的價值體系，無法理解新一代的想法。

 

　　兩代人的生活習慣不同，老人一般都早睡，年輕人都喜歡晚睡，如今大學宿舍的黃金時候，是晚上十一時開始。老人不吃日本魚生，年輕人趨之若騖，像這種生活上的代溝，不必太認真，畢竟青菜蘿蔔，各有所愛。但文化上的代溝，卻是思想上的代溝，其實是可以彌補的。

 

　　因為溝是死的，人是活的。文化代溝特別需要溝通，溝通是減少差距或誤解的唯一方法。溝通猶如在兩代人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不是任何一方走過去順從或遷就對方，而是雙方各走一半路，在橋的中央會面。

 

　　因此代溝不要諉過於年齡，常見到一些「忘年交」，以至「忘年戀」。秘訣可能在於，年輕一輩的能尊重老一輩的經驗和老成持重，看問題會深刻些、透徹些﹔而年老一輩，也能放下身段，不再老氣橫秋，因循守舊，居高臨下地訓示，而是與時俱進，在平等基礎上與年輕人相互融合，因勢利導，加強交流，在碰撞中取得共振，如此「以心換心」，一切代溝將不復存在。

 

令香港蒙羞的阿珍文化 by 岑逸飛

2010-07-22

　　「香港導遊阿珍大罵內地遊客購物不夠多」短片在內地多個網站流傳，更被逾十個內地電視台轉述，也成為香港城中熱門話題。如今已知悉那個旅行團是個4天3夜的港澳團，共53人，每人先交給安徽省宣城市涇縣的組團社610元，到港後再向導遊交了1,000多元，在港兩天行程，全團總共消費購物40多萬元，而男性組因在珠寶店只消費1萬3千元而遭辱罵。

 

　　該段短片長約七分鐘，阿珍辱罵旅客名句，包括：

 

　　「自己想一想過不過份呀?1萬3千塊，人家早規定你3000元一個人頭，27個人1萬3千塊怎麼走出來?上天很公平的，這個世界，你對別人好，別人就會對你好，現在是你們欠著我，不是我欠著你，我給你吃，給你住，但是你們不付出……你這輩子不還，下輩子也要還出來。」

 

　　「珠寶店…..我是沒面走出來，兩個團隊，和人家經理帶的團相差這麼遠，我們連人家一個零湊也湊不出來。人家是10萬7，我們做了1萬3，同一個地區的。家裡的飯也可以吃的，家裡的床也蠻舒服呀，何必呢?別出來了，是不是?」

 

　　「今天晚上住酒店，我會把酒店房門全鎖上，我們沒有需要去住的，消費不夠嘛。」

 

　　「我要給你吃飯，給你住酒店的，對不對?既然選擇了，遊戲規則，我們就要去做的嘛!.」

 

　　所有這些名句，其實都反映了旅遊業的一種「阿珍文化」。雖然眾矢之的都罵阿珍，但真的是她一個人要負令香港蒙羞的全責嗎?她也是打工的，在她背後則有劣質旅行社刻意指使或慫恿其導遊宰客，而在這些劣質旅行社上面，更有旅遊發展局和旅遊業議會，顯然對現今香港旅遊業的經營監管不力。若再往上溯，則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失效，以至整個香港社會的商業倫理自回歸後日走下坡，是文化墮落的問題。

 

　　表面上看，阿珍所言，並非無理，香港百物騰貴，吃飯、住酒店、坐旅遊車，都所費不菲，那有這麼便宜的團費?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確是遊戲規則嘛!但其似是而非之處，在於沒有事先聲明，不是明碼實價，而是為了惡性競爭，以零團費或超低價作招徠，騙旅客先來港然後再千方百計威迫以至恫嚇他們購物，賺取購物回佣營利。雖然內地旅客不乏有心來港購物的，卻不是一定要去旅行社指定的「黑店」，此舉顯然有違經濟交易的公平原則。

 

　　本來香港的金漆招牌，不是甚麼高超文化，或文學藝術或哲學思想勝人一籌，而是自由經濟的運作謹守公平及法治原則，沒有假貨供應及欺詐手段營商，可作為內地
搞開放改革的榜樣。但這次阿珍事件等於港人自廢武功，摧毀多年建立的商譽。

 

　　也有港人忿忿不平，認為事件是內地人投資香港旅遊及聘用新移民造成，與港人無關，這就好比患病歸咎外來細菌或病毒侵襲，不去檢查保護身體的免疫系統是否失效了。

 

港女的「事業線」 by 岑逸飛

2010-07-15

　　隨著互聯網出現，每年網民增長速度以千萬計，因此而派生的「網絡語言」即「網話」，已無可避免入侵人們日常生活，不能不說是e時代的「另類產物」。

 

　　由於網絡流行，跨越時空交流，而網話的鮮活力量，難以抗拒，甚至進入人們的潛意識，影響思維模式。網話出現應運而生，這是一種交流工具，迎合e時代的傳播風格：快捷、簡單，用幾個字，或幾個英文字母，或數字以至數學符號，去表達一些較繁複的想法。

 

　　網話最初可能只是「自娛自樂」的小眾文化，但日子久了，已漸融入傳統主流語言的血液中。如今講「再見」已很老土，愈來愈多人講886或3166，不僅是年輕人如是，上了年紀的也這樣說，說明網話正從小眾走向大眾的趨勢。這種新載體對文化形態的衝擊不可小覷，網話日翻日新，反對者與其害怕它會導致語言失範，不如以開放心態正視。

 

　　這些網話，又可稱為「火星文」，其說法起源於台灣的注音文，在香港較多時稱為「潮語」，即「潮流用語」簡稱。潮語普及，連香港考評局於2008年中學會考中文科卷五的「綜合能力」，也創作了「見鬼勿O嘴，潛水怕屈機」的所謂「潮句」。

 

　　雖是短短十個字的所謂「潮句」，卻具見文化代溝。出題者相信是成年人，以為用潮語可和年輕一代親切些，怎知胡亂運用潮語，望文生義。所謂「O嘴」，應指嘴部因驚訝而變圓形，近似英文的O字，而「見鬼」多是恐懼，與驚訝無關。至於「屈機」，本是電子遊戲機術語，狹義指利用遊戲漏洞以達目的﹔廣義則指現實生活有人不擇手段欺負對手。但考評局顯然把「屈機」誤解作「遊戲者因無力取勝而屈服」，且與不敢露面的負面語「潛水」風馬牛不相及，不知所云。

 

　　除了火星文、潮語外，如今網話又多了所謂「港女文」，充滿香港特色。「港女文」顧名思義，是香港女網民的專門用字，承襲香港殖民地中英夾雜的特色，外人看似不倫不類，女網民則心中有數。流風所及，連男網民也要跟風。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行政長官曾蔭權在《香港家書》說，香港經濟再不能像以往靠密集勞力，而是要「升呢」發展知識型產業。「升呢」的「呢」，是英文的level，即「升級」之意。

 

　　「升呢」尚不算無厘頭，由support而轉為「十卜」，意指支持，不懂粵語的恐怕更莫名其妙。像這種不斷推陳出新的網話，會有多少不受淘汰而流傳?畢竟優質網話不是亂來的把戲，更有化腐朽為神奇的，例如網話用「膠」或「硬膠」來罵人愚昧，原是廣東粗口的諧音假借，但誤打誤撞，卻找出《墨子．小取篇》有「內膠而不解」的說法，也是這個意思。

 

　　另一有文化內涵的網話，是港女新發明的「事業線」，代表「乳溝」，對今日社會「胸大有前途」的文化現象，不失為諷刺，亦有幽默。

 

世界盃樂器「嗚嗚思啦」的啟示 by 岑逸飛

2010-07-08

　　今屆世界盃因為在南非舉行，因此頗有「非洲」色彩。球迷看到的，除了精采球技，還有艷麗服飾、彪悍舞蹈、抑揚音樂，還有顯現南非精神的世界盃吉祥物「扎庫米」（ZAKUMI），它是一隻有著綠色捲髮，身穿白色Ｔ恤、綠色短褲的擬人化的豹。

 

　　ZAKUMI這名字頭兩個字母「ZA」是南非的國際代碼；KUMI在非洲各種土著語言中是10的意思，意味著南非世界盃舉辦的年份。至於以豹為形象作設計，在於南非的獅子、大象、水牛、犀牛和豹這五大動物中，前四種已被多次作為體育賽事的吉祥物。

 

　　卻想不到在南非世界盃最出風頭的，還不是「扎庫米」，而是一件令南非球迷自豪的傳統樂器叫VUVUZELA，筆者譯作「嗚嗚思啦」，也有譯作嗚嗚祖拉、嗚嗚茲啦、喔喔組拉、呼呼塞拉，不管是怎樣譯，只要清楚這是件會發出嗚嗚聲的樂器就夠了。有人說這是噪音，也有人說這是音樂，其特點是聲音響亮，顏色可選，易於啟動和控制，甚至可以自設鈴聲。

 

　　這其實是一種構造簡單的長喇叭，聲音能讓非洲草原上的猛獸聞風而逃。VUVUZELA應該是南非的祖魯語，VUVU是象聲詞，ZELA是喧鬧的意思。樂器長約一米，用塑膠製成，所發出的聲響，平均高達100分貝，最高則達131分貝，而一般噪音安全標準，為85分貝。曾有專家做過試驗，把11只小白鼠放在一個可容納3萬人的球場，不停發出「嗚嗚思啦」聲響，結果11只小白鼠的聽覺都明顯減弱。可以想像，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可容納9萬人的球場，若人人吹響「嗚嗚思啦」，騷擾性就很大了，令耳朵受罪。

 

　　究竟吹響「嗚嗚思啦」，是用來向球員打氣，還是作為噪音來擾亂「敵軍」情緒的工具?真是見仁見智。筆者譯作「嗚嗚思啦」，用意便是這嗚嗚之聲，可以讓人一思再思三思，其中會有甚麼啟示?有分析說，世界盃的揭幕戰，A組賽南非對墨西哥，「嗚嗚思拉」正是南非的「秘密武器」，以噪音制敵，「嗚嗚思啦」齊響淹沒了墨西哥球迷的吶喊聲。

 

　　各國不少球員，如法國、意大利、葡萄牙等球星，都對「嗚嗚思啦」厭惡，認為使他們分心，影響他們在球場上的表現。在電視機觀看直播的眾多球迷，也埋怨「嗚嗚思啦」之聲令他們看球時心煩意亂，要求當局禁止使用。但國際足協基於尊重南非傳統，不加禁止。事實上，文化貴在包容，南非人在慶典以「嗚嗚思啦」宣洩情緒，有點像中國人在春節放鞭炮吧?

 

　　既然「嗚嗚思啦」禁止不了，明智的球員便要學香港人的「執生」，入鄉隨俗，化醜為美，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像荷蘭的球員和球迷，最初抗拒「嗚嗚思啦」，進入16強後，便對此樂器持歡迎態度，表示熱愛，聽到這種聲音出現在球場反而倍感精力充沛，心情激動。這種心理轉變，可能就是荷蘭在今屆世界盃表現良佳的原因吧?

 

打官腔 by 岑逸飛

2010-07-02

　　為官者都有種特別的腔調，叫做「打官腔」。官腔說不清是屬於哪種語系分支，但時不分古今，地不分東西南北，總之有官的地方就有官腔。今之官腔，與古無異，只是包裝不同，措詞有別，例如由文言改為白話之類。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也有不同的官腔形態，例如美國官腔用美式民主包裝，英國官腔則用英式民主包裝。至於香港式的官腔，雖說是回歸了，仍殘存有濃厚的殖民地色彩。中國式官腔，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始終不脫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風格，那是中國傳統文化加馬列主義的混合產品。
　　
　　無論如何，「官腔」是貶義詞。不管它是哪種牌子，說的都是預先準備好的套話，回旋有路，讓人抓不著辮子，說起來似是而非，冠冕堂皇，但究其實是不著邊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例如對於一些辦不了的事，官腔總是千篇一律，話不會說絕，而是留下懸念，撒下釣餌，對方聽了，似有幾分希望，辦得成是為官的努力成果，辦不成也是有言在先，可不能責怪他。
　　
　　凡官腔多是套話、空話、高談闊論、故弄玄虛、搞虛招、耍花招、說的話沒有錯但也沒用，總之照著做就不會出問題。官腔都是廢話，說了等於沒說，看似得體大方，不會開罪人，而實質上是顧左右而言他，讓人聽不出其真正立場。古代的中國官腔，喜歡利用八股文體，教條規章來推搪塞責，已成官場常態。如今香港式的官腔，多是「無可奉告」、「轉危為機」、「審慎樂觀」、「深感遺憾」、「加快落實」、「高度關注」等等，再不然，便是殖民地遺下的作風，成立某某調查委員會有待研究之類。
　　
　　至於社會主義式官腔，也有一套社會主義八股式文體，諸如「強調上級領導」、「讓群眾感到滿意」、「加強反腐倡廉」、「構建和諧社會」、「以和為貴」、「依法治國」、「推進經濟健康發展」等等，說這些話必是萬無一失，卻免不了有假、大、空的毛病，而這些毛病又是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
　　
　　在香港，一眾高官都是打官腔的能手，特首曾蔭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都常以官腔為其殺手鐧。高官喜以官腔來應付傳媒，而較低級的公務員沒有應付傳媒的需要，官腔反而少了。相比之下，內地的傳媒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大官已無須靠官腔來裝腔作勢，令到小官的官腔比大官的官腔更官腔，處長、科長的官腔，往往比局長、部長的官腔更厲害。
　　
　　這些小官的官腔，不是向傳媒說，或向人民群眾說，而是向上級領功，用官腔來揣摩上級想法，說甚麼指導思想、方針原則、具體措施，聽來頭頭是道，實際上也是空話、廢話，目的無非想上級機關了解自己，作為向上爬的權術。何況當工作清閒，不打官腔，有時變得無話可說，無事可做，打打官腔，也不失為做官的一種樂趣。

足球陣式與管治手法 by 岑逸飛

2010-06-24

　　所謂「足球陣式」，是指在足球比賽中教練如何將球員放置在足球場上。陣式可分為攻擊或防守陣式、攻守兼備式，也有以攻為守、以守為攻式。比賽時陣式並非一成不變，教練會因應需要而作出調整。

 

　　早期的足球比賽，沒有防守意識，陣式都是攻擊性的。形容陣式是不計守門員，十個球員由後衛到中衛到前鋒，分成三排排陣。例如十九世紀流行的足球陣式，是1-1-8，即一個後衛、一個中衛、八個前鋒。其後又有1-2-7及2-2-6，雖然防守球員增加，畢竟是前鋒人數居多，名副其實是衝鋒陷陣。

 

　　足球陣式概念也許是由古代行軍作戰的陣式啟發而來。西方最著名是早年由腓力二世所創的馬其頓方陣，由16乘16共256名手持長矛及盾牌的步兵所構成的陣形，其正面攻勢銳不可擋，但防守性弱，陣式一旦被敵人突破便潰不成軍。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陣式，特別是諸葛亮的八陣，注重相互協調與配合，無論是迂迴突破或正面牽制，都十分有效，缺點則是機動性差，防守強而進攻則弱。

 

　　西方的方陣運用得最好是斯巴達方陣，前排個個都是武藝高強的將領，是整個團隊的靈魂。這種「金字塔」概念應用於足球陣式，便是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風行了五十多年的2-3-5陣式，先是英國球隊的標準陣式，其後擴展至全世界。香港早年的足球陣式也是如此，五個前鋒加三個中衛加兩個後衛，三個中衛推上便是八個前鋒，退下則有五個後衛，令攻守較趨平衡，但仍是攻多於守。

 

　　到現代越位條例確立，阻止球員在前線亂衝，隨之而出現3-2-5陣式，即WM陣式，讓攻守更趨平衡。WM陣式的進化版本是4-2-4陣式，可創出六名前鋒及六名後衛。隨著防守意識提高，4-2-4陣式又變為4-2-3-1或守多於攻的4-3-3陣式。而如今現代足球最傳統的陣式是4-4-2，可變八名後衛六名前鋒，且可配合戰術運用，從4-4-2化為4-3-1-2或4-2-2-2之間變換陣形，可主攻、主守或平排去排陣。

 

　　排陣要講臨場應變，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所云﹕「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管治手法亦然，只攻不守，知進不知退，風險很大。像毛澤東的大躍進或搞文化大革命以至「寧要核子不要褲子」論，都近似1-1-8陣式，但其後因前蘇聯威脅而出現珍寶島事件，中美開始建交，毛自嘲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其實已是變陣為4-2-4陣式。而鄧小平的女媧補天精神，搞開放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是典型的4-4-2陣式。

 

　　再看回歸後的香港，董建華的管治進退失據，有如今屆世界盃朝鮮排陣，早段對巴西只是負一比二，後段以八萬五房策作防守，變成對葡萄牙大輸零比七了。至於特首曾蔭權，活像法國教練杜明尼治，調兵遣將失效，麾下球星如雲，但可惜無法好好傳球，全無鬥心，互相埋怨猜疑，難怪分組賽三戰一和二負而要被擯出局。

 

從世界盃看國情 by 岑逸飛

2010-06-17

　　足球如人生，足球場上充滿哲理。一顆小小足球，在足球場上是球員追逐的焦點；而球場外，人人各有不同的足球故事。足球許多時是現實壓力的止痛劑，是人民共同情感的凝聚或國家認同的象徵。全民對足球的狂熱，令社會上不論平日對各種政治議題的歧見有多深，談到足球卻一致團結。
　
　　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曾說，「世界盃足球賽讓我們成為一體；如果世上有一件事能將人緊密連繫在一起，那就是足球」。
　
　　如今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又開鑼了。人生，有多少個四年?將每四年的世界盃片段串連，都是精采的回憶，看到人生，看到球場英雄和混蛋，也看到國情。世界盃在四年的循環中告別青春，走向未知的明天。
　
　　我記憶中的第一次世界盃是1974年第十屆世界盃，可能因為香港自1972年進入彩色電視年代，世界盃被彩色畫面記錄下來，而不再是以前雪花顆粒的黑白畫面。那年的世界盃在西德舉行，決賽是荷蘭對西德。荷蘭的「橙色軍團」在綽號「飛人」的告魯夫帶領下，展現全新的全攻全守踢法，令人驚喜，但西德也有個號稱「凱撒大帝」的碧根鮑華，在中場一柱擎天，終以二比一勇奪冠軍。
　
　　其後的歷屆世界盃，1978年荷蘭又再飲恨，一比三敗給阿根廷，屈居亞軍，但嶄露頭角的則是意大利的金童羅斯。1982年意大利終於捧走世界盃，以三比一戰勝西德，而羅斯也以六個入球獲得是屆金靴獎。1986年的世界盃精采絕倫，阿根廷的馬勒當拿以「上帝之手」的欺騙伎倆淘汰英格蘭，最後率領阿根廷以三比二擊敗強敵西德，助隊友進攻神乎其技，其連過五人的腳法成為世界盃歷史的經典瞬間，展現球王風采。
　
　　1990年世界盃決賽西德一雪前恥，以一比零擊敗阿根廷，但之前的準決賽西德以殘酷的互射十二碼淘汰英格蘭是球迷最不想見到的。1994年世界盃是巴西和意大利對壘，巴西以點球取勝已乏善足陳。1998年世界盃雖是法國奪標，但日本首次踢入賽事，令人刮目相看，也讓十三億人的中國汗顏。今屆南非世界盃，日本憑藉本田圭佑的一個進球，擊敗小組對手喀麥隆，日本媒體已稱為「歷史性的勝利」。
　
　　到2002年，中國首次打入世界盃，但在小組賽中三戰三負，對巴西一役更被巴西灌了四球，反觀今屆南非世界盃，分組賽巴西對朝鮮，結局是二比一，朝鮮面對強敵也能入了一球，雖敗猶榮。至於2006年世界盃，中國在預選賽的小組也沒出線，是科威特打入八強。
　
　　今屆南非世界盃，最終二十強賽中國隊早已被排名小組第四的成績被淘汰出局。反觀亞洲其他國家，韓國以二比零斬殺希臘隊，日本以一比零羞辱喀麥隆，朝鮮僅以一比二不敵巴西。三支東亞球隊都紅紅火火，不亦樂乎。數來數去，遍插茱萸少一人，少了中國，說是十三億人大國，實在有點諷刺了！
　

從政治廣告「起錨」說起 by 岑逸飛

2010-06-10

　　香港政制發展進入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展開名為2012政制改革「起錨」的宣傳。為甚麼用「起錨」這字眼，它與政改方案有何關連?對此特首曾蔭權是有解釋的。他說：「香港這艘乘載了700萬市民的船，正朝民主發展破浪前進，卻在05年『拋了錨』，因此倘這次政改方案再遭否決，香港前後就將蹉跎10年，故現在是時候鬆開束縛，解除綑綁，放下爭拗，令民主前航，為香港一齊『起錨』」云云。

 

　　為甚麼以一艘船比喻香港?特首也有解釋。他說：「香港是一個依海而建的城市，亦是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城市，因而孕育了香港人乘風破浪的胸懷，風浪與共的堅韌，大家在同一屋簷下，同坐一條船。」

 

　　「起錨」的提法，顯然因「抛錨」而來。特首提到：「特區政府於05年提出的政制方案，因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二議員支持，令民主發展不得已停留原地，好似船拋了錨一樣，停滯不前。」 而讓船再度起航，船長第一步工作是起錨。但如何起錨，真的如特首所說「鬆開束縛，解除綑綁」那麼簡單嗎?

 

　　錨是確保船舶安全的必需設備，船錨主要有錨冠、銷軸、錨爪、錨柄、錨鏈、錨桿等組成。而起錨首先要解決的，便是錨只有在離開船舶有一定距離，錨鏈呈傾斜狀態，才有能夠固定船舶的拉力。應用於政改方案，這種傾斜狀態便是民心向背，今日的香港民意調查有沒有支持政改方案?

 

　　其次，當啟動錨機收緊錨鏈，船舶就向錨的方向移動，當錨鏈接近垂直時，錨才被收起。這種垂直狀況，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力，可見能起錨也不簡單。最後，如果前後錨都被放下，則先放鬆一個錨鏈，收緊另一個錨鏈，起出一個錨，然後再起另一個錨。這種一鬆一緊的手法，又是否見於如今特區政府的管治?

 

　　再說，錨也有十多種，大致分為有桿錨、無桿錨、大爪力錨及特種錨四大類型。有桿錨如海軍錨，收放不便，像香港載七百萬人的大型船不宜使用﹔無桿錨收藏方便，內地喜歡使用，但香港人會認為透明度不高﹔大爪力錨的抓力特別高，起錨不易，且錨爪易拉壞，最好不用﹔最後是特種錨，形狀與普通錨不同，像破冰船上所用的冰錨便是。如今政制改革是破冰之旅，起錨該用冰錨吧?

 

　　「起錨」的英文版，是Act Now，這兩者其實不能互譯。「起錨」譯為英文是weigh anchor，Act Now 譯為中文是「開始行動」，並無起錨形象。特首一貫是英文思維，也許是先有英文，「起錨」是其智囊建議，可說是「蠶蟲師爺」獻計，因為「起錨」意思雖好，用作宣傳，則大大失策。先是讀音混淆，「錨」的粵音為「撓」，但有時也可讀為「矛」﹔其次是平聲，聲音沉下去，不夠響亮。口號叫不響，「撓撓」聲，不叫也罷!

 

合約精神 by 岑逸飛

2010-06-03

　　記得已故香港才子黃霑曾說，承諾別人之前應要深思熟慮，一旦簽訂合約，便要尊重合約精神，千萬不要下巴輕輕，否則名譽掃地，被人看不起。黃霑是填詞人、廣告人、作家及傳媒創作人，創作接近二千首流行曲。同時他也是典型香港人，雖然不是香港土生，但一九四九年他八歲時已從出生地廣州移居香港，在香港受教育，香港大學畢業，而其填詞作品如《獅子山下》，或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經典廣告作品「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都顯出香港精神。至於他強調的「合約精神」，也是香港有異於內地的特色。

 

　　所謂合約，或契約、合同，其理論來自西方，是西方特有的倫理觀念，源遠流長。西方明文規定的合約概念大概在羅馬法出現，但作為一種精神，則可上溯到古希臘。古希臘哲人如蘇格拉底、伊壁鳩魯等，都意識到人與自然分離後，不像中國古哲人那樣用自然的「天道」說明社會的「人道」，而是用合約來解釋人類社會規範的起源。伊壁鳩魯便認為國家起源於自由人的「共同協定」，而誠實遵守這一協定是人們的義務。

 

　　西方文化除了源自古希臘，另一主流是猶太人的希伯萊文化。集希伯萊文化大成的《聖經》被廣泛傳播，深深滲透到西方文化。希伯萊文化特有的思想，就是其合約思想，人和上帝之間有合約，人和人之間也有合約。合約精神代表一種規則，建立在希伯萊文化的「原罪說」基礎上，人類生而有罪，所以種種災難隨著原罪來到人間。因此，只有相信上帝會贖人類的罪，人類才能求得幸福。

 

　　即使不講「原罪說」，從人性出發，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便認為人生來自私，只會維護一己利益，所以必須通過訂立合約，由國家以法律指導，以謀求共同利益。他進一步指出，守約為正義之源，有約而不遵即為不義。這說法使西方的合約精神從宗教文化提升到政治概念，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和商品交易規則，發展為一種互利互惠的合約倫理，把道德與法治結合。

 

　　中國傳統強調的是儒家的誠信，但並不等同西方的「合約」。合約的存在必須是兩方以上主體達成，但中國人的誠信是對每一個單一主體提出，建立在「原善說」基礎上，認為人類生而有善性，可通過自身修養求得，故誠信是一種道德品質，訴諸良知。儒家的誠信倫理，違反信諾者多受良心譴責，而西方的合約更多訴諸於外在制裁，違約者要遭受法律懲罰。

 

　　回頭看香港，回歸前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化過程，已把西方合約精神植根在香港人心裡，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長時期的英式教育，令香港人懂得規則，也懂得遵守規則。反觀內地，傳統文化的誠信之道早已失喪，將西方合約精神移植，又變成南橘北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合約也變了質，成為一紙空文。看來合約精神在內地目前的文化基礎和商業文明的程度上，還要一段時期才能構築起來。

 

健康的「公共空間」 by 岑逸飛

2010-05-27

　　新聞、公共空間與民主，一向被社會科學論者認為是重要的「三角關係」。其中「公共空間」理念，是德國當代社會理論家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提出。

 

　　究竟甚麼是「公共空間」?英文稱為public sphere，或public space 或public place，也可譯作公共場所、公眾場所、公眾地方。理論上，公共空間不限於經濟或社會條件，不會因背景而受歧視，不用繳費或購票，任何人有權進入可以共享的地方。

 

　　但實際上，「公共空間」的定義也易生混淆。像購物中心或公園可視為公共空間，但晚間又會關閉。公共圖書館是公共空間，但不是所有政府建築物都如是。廣義的公共空間，例如星巴克咖啡店，只要光顧一杯咖啡就可進內，高談闊論，流連忘返。至於超級市場，限制較少，人人可以進入，四處張望而不購物，但也不可以妄作胡為，不受約束，例如在裡面行乞就不容許了。

 

　　提出「公共空間」的哈貝馬斯，在其名著《公共空間的結構性轉型》指出，近代社會的公共空間遭到嚴重蠶食，民主受到很大威脅，他推崇十八世紀的布爾喬亞式公共空間。當時的公共空間主要是在咖啡店，在那裡飲咖啡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論政，無拘無束，各自表達不同意見，反映真正民意，充分發揮公民社會制衡政府的作用。

 

　　在民主社會，需要言論自由。美國先賢傑佛遜曾說：資訊是民主的流通貨幣。但資訊也要通過公共空間傳播。理想「公共空間」的必備條件，第一是必須公開及自由，讓公眾有公平機會暢所欲言﹔第二是資訊的收集及發放必須客觀，能擺脫政治及經濟力量操控﹔第三是公共空間必須提供辯論場地，溝通具有理性。

 

　　健康的公共空間是民主的必需條件。再看內地和香港，內地的公共空間受政治干預相信較香港為多，但若說香港的公共空間很自由又未必。現代公共空間的主要舞台是大眾傳媒，而受政治干預的傳媒，資訊發放是單向式，且有守門人過濾資訊，不容許有意識形態偏差。至於香港傳媒，則是無形的經濟干預，報導日趨商業化，淪為公關的廣告活動。至於見於傳媒的言論，都是意見領袖，如政黨領袖、學者、時事評論員等，只屬少眾意見，不是真正民意。

 

　　不過，如今在網絡年代，公共空間已由現實世界伸展至網上虛擬世界，參與者相對而言已較少受社會身分限制，而在資訊收集及發放方面，也不受篇幅、地域和時間限制，加上儲存、互動、連結、搜索及多媒體等新功能輔助，令它可以提供更詳盡及多元化的資訊和分析。一方面網民可各自發表意見，提供完善的互動討論機制﹔另方面透過超連結，新聞網站可包容各類觀點，內容類別多樣化，觀點也互相平衡。加上網上討論可以匿名，令討論空間遼闊。唯一弊病，是言論不必負責，侵犯私隱或作人身攻擊或存心歪曲的事例不勝枚舉，雖說公共空間擴大了，但有效及明確的監管指引不可或缺。

 

工作狂=敬業? by 岑逸飛

2010-05-20

 

工作狂，英文的對應是workaholic ，將work與alcoholic合成，前一個字是「工作」，後一個字是「酗酒」，合起來等於說工作狂熱的程度，有如飲酒上癮。這個英文字是在上世紀中葉在西方初次出現，據說有教會人士為上帝忘我工作，終日奔波勞碌，最後因過勞而死，臨終前懺悔，稱自己為「工作狂」。

 

為上帝工作而不休息，相信上帝也不敢苟同。《聖經．舊約》記載耶和華在前六日陸續創造了光明、天地、海洋、土地、星辰、動植物和人類之後，也要選第七天來休息，稱為「安息日」。安息日在《聖經》不僅重要，而且神聖。但很多香港人在星期日照常工作，並不知道耶和華會很生氣。

 

在以色列的猶太教，摩西所規定的「律法」，最重視是每七日要休息一天，安息日在外工作，被猶太教視為最大的禁忌。在《舊約》，曾有過因為在安息日工作而被處死的記載。《民數記》提到：「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遇到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遇見他檢柴的人，就把他帶到摩西亞倫和全會眾那裡，將他收在監內，因為當怎樣辦他，還沒有指明。耶和華吩咐摩西說：總要把那人治死。」

 

如今的工作狂，是對工作的狂熱達到一定的癡迷程度，他們一旦空閒而沒有工作，就感到很不開心。他們的人生以工作為樂，不覺得長時間工作是一件苦差，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工作超過十小時以上，沒有上下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進食、清潔，累了倒頭便睡，睡醒便工作、工作、工作，從不放假。

 

歐美也許有基督教的傳統，恪守耶和華在安息日不工作的教誨，視「工作狂」為百分之百的貶義詞。但「工作狂」在香港，似乎複雜了一些，是貶中帶褒，甚至褒多於貶。勤於工作已成為香港的一種文化，在香港這個社會的語境下，「工作狂」這個詞，有時甚至是「敬業」的代名詞。

 

中國文化的基因，儒家講勤勞，道家講悠閒。「工作狂」是儒家文化的變種。「勤勞」在心理過程的進一步提升，就可變身為「工作狂」，優雅的形容詞，叫「鞠躬盡瘁」。事實上，在香港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勤於工作有甚麼不對呢?不少人認為，勤於工作是出息的表現，可以提高業務的水平，可以增加求職和升職的砝碼。

 

當生活日益艱苦，工作狂是為了謀生，也許情有可原。但也有些人，工作狂並無必要，把過多時間投入工作，只為尋求權力欲和成就感帶來的滿足感和快感。而無論是哪一種工作狂，因工作狂而過勞影響健康，總是得不償失。

 

再說，若工作狂是工作上癮，則二十世紀以降，物質豐富，催生人類上癮的「沉迷文化」，據歐洲社會心理學協會主席費南德斯(Fernandes)認為，有七宗罪容易使人發狂，包括：賭博狂、美食狂、購物狂、性愛狂、電視節目狂、工作狂和互聯網狂。縱觀這七宗罪，工作狂之罪，也許不算是最嚴重了吧?

 

歪理世界 by 岑逸飛

2010-05-13

        科學精神，是理性主義掛帥，不可感情用事，凡事講個｢理｣字。但｢理｣也有多種，有真理、有無理、更有歪理。無理是不可理喻，歪理是似是而非，而真理呢，是主觀還是客觀，是相對還是絕對?這裡面，可存有很多爭論。絕對真理可能在上帝那裡才有，人類知識有限，許多所謂真理有條件制約，像地心吸力只有在地球才是真理，去了別的星球就不是了。

        如果真理是相對的，那麼真理可以變無理，無理也可變真理。一些真理，當條件有變，或出現一些新的事實，便成無理。許多科學家，初時一些天馬行空的構思，看似無理，但經過驗證，最後又成為真理。所以對於真理或無理，不妨持以開放態度，倒是歪理，因為帶有欺騙性，需要即時戮穿，免得害人害己。例如二次大戰時納粹狂魔屠殺猶太人，滿口歪理，信服其言的，都變成助紂為虐。

        在香港，歪理常見，香港文化也是歪理見稱，也許因為香港言論自由，百家爭鳴，形形色色的歪理，通過不同的傳媒渠道散播。相比之下，內地言論多了限制，歪理的生存空間反而少了，說歪理的自由只有當政者。但當政者常說歪理，西洋鏡始終會被拆穿，孔子說：｢民無信不立｣，人民的眼睛雪亮，說歪理的政府欠缺誠信，最終會影響管治。

        香港是商業社會，報紙、電子傳媒、廣告及各種各樣的信息源，以至眾多政客的言論和各種時評，都可找到許多存在邏輯謬誤的歪理實例。歪理通常有個特色，俗語說：｢說歪理，嘴上一碗油；說正理，心裡一包糠｣，嘴甜舌滑的多是說歪理的能手，因為歪理需要包裝，言辭動聽，加上許多美麗辭藻，煽情字眼，包的是糖衣，內裡是毒藥；而正理只是有話直說，毫不矯飾，自然枯燥無味。

        識破歪理須有邏輯思維，清晰的思考方法是一種民主教育。一些說話，當推理過程出現問題，便是犯了邏輯謬誤。最常見的謬誤是以偏概全，例如說｢香港女子很現實｣，應該是部份香港女子如此，如今變成一個全稱命題，用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另一種常見例子是事後歸因，又稱｢假性因果｣，例如說政府提高稅收後暴力犯罪上升，因而指責政府應負責任，其實這二者並無直接因果關係，除非能提出論證，否則便似是而非，讓政府蒙上不白之冤。

        香港傳媒最擅長的歪理則是人身攻擊，討論問題是對人不對事，將注意力引向人身而非事情論據。還有些歪理不是對人而是對自己，處理問題時思路不清，例如有學生埋怨考試不及格而不能畢業，找不到好職業，只能在快餐店工作，但這連串事件並無必然因果，若看作是連鎖反應便是犯了｢滑坡謬誤｣。

        活在歪理世界，歪理五花八門，有的訴諸權威，有的訴諸輿論，有的訴諸憐憫，有的類比失當。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人活到四十歲，有一定人生經驗，也該不容易上歪理的當吧！

五四以來的賽先生 by 岑逸飛

2010-05-06

        不知不覺又是五四運動九十一周年紀念了。當年從西方引進「民主」和「科學」這兩個概念，即democracy和science，並按英語發音起了兩個很中國化的名詞，「民主」叫德先生，「科學」叫賽先生。

        如今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的遭遇又怎樣？一直以來，德先生引起爭議甚多，所謂「民主」，是否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但「人民」指的又是甚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取得共識而體現「當家作主」？另外，民主又涉及人權、財產權、法治和權力制約等原則，全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到今日，香港人講民主仍有很多版本，在中國，以西方尺度看德先生，步伐從不一致，總是進兩步退兩步。最近胡錦濤提出意識形態向北朝鮮學習，是民主進步還是倒退呢，又視乎該怎樣闡釋民主了。相比之下，賽先生引起的爭議似乎沒有那麼多。

        事實上，西方的科學傳來中國，並沒有遇到阻力。細胞的發現，進化論被普遍接受，以及物理世界的規律，都順利登陸中國。今日誰還說中國的科學不發達？神州宇宙飛船升空了，長江三峽大壩建成了，這還不是具體的科學成果嗎？誠然，這些成果不可一筆抺煞，但五四時期引入賽先生，並不是要求一些學人留學西方偷師，引進西方科學成果在中國發展便算是有了科學，而是要發揚西方的科學精神，作為一種國民教育，讓人人以科學心態和方法處理各種問題。

        究竟什麼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包括求實精神、創新精神、懷疑精神、寬容精神等方面。科學精神需要邏輯思維、實證檢驗，破除迷信。即使在香港，被英國管治了一百五十多年，經常接觸西方思潮，但香港人對賽先生的瞭解仍有限，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對江湖術士講風水命理篤信不疑而從不質疑。

        其實如果仔細審視，五四時期引入德先生和賽先生，並不是兩個獨立個體，而是一家親，甚至是孖生兄弟。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關係是互補，不是相斥。科學沒有民主，會流於霸權，以專業知識訴諸權威，有如古代巫師，為社會特殊利益團體服務。但真正的科學精神，則是民主的守護人，科學的理性態度，可以提升民主的素質。

        科學精神具質疑和驗證的態度，是獨裁和專制的死敵；科學的前提是自由、平等，人人可以研究，多元爭論；科學的流程需要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科學的每一個毛孔，都有民主種子。基本上，科學是民主的，不能主觀，或是一廂情願，要實事求是；另一方面，民主也是科學的，民主與教條或獨斷不能相容。科學與民主，都講理性，對人對事，要清楚明白、重視證據，如實觀、面面觀、平等觀。因此一個社會愈有科學精神，便愈有民主。

        回顧近百年自五四以來的德先生和賽先生，賽先生其實沒有走前德先生多少步。而香港的民主卻步不前，恐怕也是香港人對科學精神認識不足吧。

對自由的迷茫 by 岑逸飛

2010-04-29

 　　談自由是個大題目，古代中國的自由觀是不問世事，優哉悠哉，像古老歌謠帝堯時代的《擊壤歌》所描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自己耕田、自己吃飯，帝王要幹任何事，於我何幹？只是這種自由是有條件的，要天下太平，帝王無為而治才可以。否則帝王橫徵暴斂，弄到民不聊生，講與世無爭只是唱高調罷了。
　
　　中國人講自由令人想起莊子。但莊子的字眼是「逍遙」，不是自由。逍遙的前提是無待，毫無制約條件，只是在現實世界根本不可行，連老子道行高超，也要感喟「人之大患，在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人的身體是副臭皮囊，有很多需求，吃飯拉屎睡覺，因此一般人講逍遙談何容易，那是精神解放，只能說是一種嚮往的境界，或是美學的鑒賞，可以講藝術而不可以論政治。
　
　　與西方不同，中文的「自由」缺乏政治內涵，只不過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心境。 有政治涵義的自由是舶來品，那是來自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
　
　　西方談自由，英文的freedom 和liberty，兩者都反對外界強加諸己的制約，但前者較重「個體自由」，後者則提升到涉及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自由」，並且特別強調自由選擇的權利。
　
　　有政治涵義的自由，在五四運動期間傳入中國，一時之間，愛自由之風有如「人來風」，一些自由金句，例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或是「不自由，毋寧死」之類，高唱入雲，但究其實，也不過是「風弄竹聲，只道金佩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真正的自由沒有來臨，因為無論是香港人或是內地同胞，始終不知自由為何物；不知怎麼做才能自由；更不知得到自由以後接下去想幹什麼，所呈現的是對自由的一片迷茫。
　
　　對自由的最大誤解是以為自由容許放任，可以胡作妄為。其實西方人論自由也無絕對的自由，只有相對的自由，自由是立足於不損害他人自由的基礎上。西方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大師穆勒(J.S.Mill)在其《論自由》(嚴複譯為《群己權界論》)一書，言明自由應受限制，不容許有危害社會的自由。
　
　　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理論家柏林(I. Berlin)更有「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分。「消極自由」指出人的行為與公共社會的自由成反比，個人自由愈大，公共社會的自由愈少，因此私人空間與公共權威之間，要劃清界線，而界線劃在何處，是爭論所在。至於「積極自由」，是個人自由與外力制約成正比，兩者的爭拗愈多，民主反而卻步不前。
　
　　無論如何，如今所謂「自由」而成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字眼，但我想起法國大革命時被雅各賓党人送上斷頭台臨刑前羅蘭夫人的一句名言：「噢！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當社會高呼自由，而自由也不斷被濫用，談自由更易觸雷，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權術智慧 by 岑逸飛

2010-04-22

香港九七回歸前中英談判期間，先師牟宗三先生曾指出英國人是講法治的民族，中國人則講權術，所以很難談得攏。結果其後中英只是發表《聯合聲明》，不是一紙協議。說到權術，人們腦海立即閃現陰險狡滑、爾虞我詐的面貌。中國人確是精通權術的民族，在傳統戲曲舞台上，白臉曹操和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已成了中國人的權術化身。

 

但這不等於說，西方人便是白紙一張，無權術可言。西方的權術觀以十五、六世紀的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亞維利(N. Machiavelli)為代表，所寫的《君主論》影響深遠，曾被列為禁書，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得以恢複名譽。

 

《君主論》闡述了君主應該怎樣進行統治和維持，講實力原則，槍杆子出政權，同時要不擇手段，智勇雙全，既要效法狐狸的狡滑，又要擁有獅子的勇猛。這種西方權術觀，與中國相比，其共通點在於，講的都是帝王之術，而其哲學根基，都是認為人性皆惡。中國的權術觀主要以法家的韓非為代表，而韓非的老師正是倡言性惡論的荀子。至於馬基亞維利，也是認同性惡，認為人性貪婪、自私，索求無度，忘恩負義。

 

馬基亞維利這本書，在西方被稱為邪惡的聖經，是很多君主的床頭書，他本人則被形容為“暴君的導師”。他的權術觀與韓非不同之處，是比較唯物，例如重視軍隊實力，而韓非的一套則比較唯心，帝王“潛禦群臣”，人心成為“陰森的秘窟”(牟宗三語)，陰險狡黠得多。馬基亞維利講權術始終是明刀明槍的，有跡可尋，例如他喜歡搞平衡術，知道人是無法摒除私欲，只有平衡和利用人的私欲。他提出的管治手法也是平衡術，君主既要令人民畏懼，但又會適可而止，不會讓畏懼化為仇恨，因仇恨而生造反心，這樣反而人會威脅政權的穩固。

 

或者說，馬基亞維利的一套是陽謀，韓非的一套則是陰謀。其權術既有帝王禦臣之術，也有人臣事君之術以及弄權之術、奪權之術、伐交之術。往往明是一套，暗地裡又是另一套，表面上用人唯才、任能為官，但骨子裡永不知其葫蘆裡賣甚麼藥。韓非認為權術的特質有三。其一是人主獨掌大權，任臣使下才能得心應手；其二是“周密深藏，神不可測”，毫無形跡可言；其三則是“權變用奇，詭詐多方”，人主必須善用智巧，隨機應變。

 

古代君臣之間的權術運用，到今日已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官場上的為官之道、馭下之道、迎上之道。事實上，“權術”的“權”字，本身有“權變”之意，是一種詐術。而在現代官場，明爭暗鬥，一樣離不開權術。香港回歸後，當官的要打交道再不是深諳馬基亞維利權術觀的英國人，而是有二千年韓非權術智能的內地高官。中港交流，香港官員首先要惡補的，恐怕便是這種權術智能，如果不通曉，或權術不到位的話，就很難善始善終，甚至失去保身的可能了。
 

M型社會 by 岑逸飛

2010-04-15

　　最近湧現一個名詞叫“M型社會”，提出者是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此君擁有麻省理工學院核能工程博士學位，其後任職商界，專長跨國企業市場策略、海外投資、組織系統及經營方針規劃，一向敢言，以逆向思考方式挑戰傳統。

　　他所說的“M型社會”，本是形容日本貧富懸殊現象，指低下階層及高收入人士增加，原屬社會主流的中產階層則日漸消失，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均，跟“M”的字型一樣，左右兩邊的窮人和富人不斷增加，中間的中產者則向下流失。

　　其實貧富懸殊現象，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所謂“M”型，只是舊酒新瓶，把“貧富懸殊”貼上新的標籤，但那個“M”字，的確很形象化，難怪突然之間，講“M型社會”成為時髦的學術名詞和玩意。而事實上，適用於日本的“M型社會”，也愈來愈適用於香港，因為隨著經濟結構轉型，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已日趨嚴重，一般論者都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首要之務。

　　如果不采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中產階級”不是指那些協助資本家的工商管理專才，“M”型的中間部份是那些中等收入人士，即俗語所說的“夾心階層”。說他們是中等收入，其實也不甚貼切，因為今時今日的貧富懸殊，與昔日已有所不同，因為貧富懸殊已不僅是財富和收入之間的分別，而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人具有令財富得以增長和累積的條件，窮人與夾心階層則無，所得收入除了應付基本的生活開支，平日的生活享受也有限，能儲蓄的錢也不多，若想買樓自住，根本負擔不起日益高漲的樓價。

　　目前香港的貧富懸殊，的確較英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嚴重，但即使是步入“M型社會”，也只是病徵初現，尚未病入膏肓，補救還是來得及的。無論如何，面對“M型社會”的出現，在社會整體上的意義是什麼，對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有什麼影響，都需要從長計議。當下之務，與其議論紛紛，七嘴八舌講貧富懸殊問題，不如采取多些實際行動，例如關注如何協助貧窮人士，在扶貧運動上，應盡快落實“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立法工作，先要保證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低收入階層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否則戻氣加重，人心動蕩，再難是個和諧社會。

　　如果不喜歡用“M型社會”這個標籤，或者可形容香港的經濟體系已進入經濟學家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財富驅動期”階段，意味著各方開始走向衰落，逐漸失去競爭力。要扭轉這種情況，當局及有心人士大可從就業和再培訓這兩方面入手，優先發展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或有助縮窄貧富差距。

　　還有另一條出路，是美國傳媒人Lou Dobbs的獻計，認為中產階層必須發聲抗議，縱使工作繁忙，也應主動參與政治，不要政治冷感，以選票決定一己命運，這樣其前途才不再被資本家魚肉，貧富懸殊的死結才能解開。

從民主走向獨裁 by 岑逸飛

2010-04-08

　　再過兩個多星期便是一九一一年黃花崗起義紀念日，當年率領這場起義是黃興。此役革命黨人犧牲重大，但碧血橫飛，浩氣長存，孫中山形容為｢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居功至偉的自然是黃興，當年辛亥革命，孫、黃並駕齊驅，如雙劍合璧。孫中山是理論家，黃興則是實幹派。

　　但雖說黃興是實幹派，他其後與孫中山不和，寧願拂袖遠走美國，主因其實是兩人在民主理念出現分歧。特別是當孫中山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在日本籌建中華革命黨，要求同志｢絕對服從｣，走向個人崇拜的獨裁之路，而黃興仍緊守人權與自由原則，對孫中山的做法難以苟同。

　　當年孫、黃創立同盟會，是凝聚著一批曾受西方民主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但對孫、黃而言，他們接受西學途徑不一樣，孫中山在香港受教育，顯然受英美思想影響較深。像孫中山提出五權憲法，是脫胎自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外加考試、監察二權。

　　三權分立制度的理論基礎，最早由十七世紀英國的洛克提出行政和立法的兩權分立，其後再被法國的孟德斯鳩詮釋為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此一學說基於一個理論前提，即人性為惡，而絕對權力會導致絕對腐化，因此國家權力應該分立，互相制衡。如今西方民主國家都奉行三權分立制為根本原則，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的香港制，也是以三權分立為管治基礎。

　　黃興與孫中山不同，他接觸西學是因為在兩湖書院攻讀，該書院是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創辦，積極輸入西學，而黃興則醉心於法國思想家盧梭寫的《民約論》。盧梭理論雖繼承自洛克，二人都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權力來自人民｣，但二人同時講社會契約，洛克卻在社會契約之前提出一個尊重個體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尤其是強調財產權。盧梭剛相反，不承認契約之前有任何東西，而且在契約之後建立一個由多數選出的群體確定的集合意志，足以干涉個體的自由。

　　難怪西方一些學者，將民主分為｢自由主義民主｣和｢極權主義民主｣兩類，將｢自由主義民主｣源頭歸於洛克，｢極權主義民主｣源頭歸於盧梭。以｢極權主義民主｣形容希特勒，倒是不成問題，但以此標籤盧梭，就有點曲解了。或許只能說，在經濟觀上，洛克式民主有利於市場經濟，盧梭式民主有利於計劃經濟，由此而分出｢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從民主走向獨裁之路，卻不能歸咎於盧梭。

　　再看黃興與孫中山的分歧，當年籌組中華革命黨的孫中山，要求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並且只效忠於孫中山一人，這分明是以革命包裝的變相專制，而在這個骨節眼上，熟讀盧梭的黃興，無法與孫妥協。在孫中山而言，也許在香港吸收西學，對洛克思想認識不足，加上擁有權力後開始腐化，而體內的中國專制基因又發酵，才出現這種現象。

《貨幣戰爭》裡的陰謀論 by 岑逸飛

2010-04-01

　　近年一本在內地熱賣書是宋鴻兵寫的《貨幣戰爭》。書中內容闡述歐美近代從英法戰爭、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到美國多名總統被刺殺，以至經濟大蕭條，都是由一個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組成的國際銀行家在幕後操控，掌握了貨幣發行權。有點科學分析頭腦的，應該不會相信這種查無實據、純屬猜測的陰謀論，可是如果抱著看《達芬奇密碼》的心情來看這本書，則不失有其引人入勝之處。

　　像《達芬奇密碼》這類書近年暢銷，皆因其情節緊湊，懸念迭起。內容不僅有謀殺、解謎、懸疑、追捕等常規的偵探要素，滿足讀者胃口，還加上西方一些歷史懸念，讓達芬奇的每張畫，不管是《蒙娜麗莎》，或是《最後的晚餐》，或是《岩間聖母》，都好象暗藏迷宮，而作者丹･布朗則作出大膽的另類解釋。

　　至於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也是以此種懸念手法招徠，焦點在這個羅斯柴爾德家族著墨。但認為這家族操控世界經濟的說法，不是始自宋鴻兵，而是始自美國著名詩人龐德(Ezra Pound)，他曾在意大利指責以這家族為首的銀行家，為操控世界各國銀行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美國南北戰爭。宋鴻兵顯然將這說法擴大，加鹽加醋，危言聳聽而已。

　　關於這個羅斯柴爾德家族，創始人是十八世紀的老羅斯柴爾德叫梅耶，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猶太人，創辦金融公司，並由其五個兒子分布歐洲各地打理業務。其發跡是透過遍布歐洲各地的信息收集網絡，提前一整天得知拿破侖在滑鐵盧戰敗，在股票市場控制了英格蘭銀行，進而迫使英國將貨幣發行權交由私人銀行家控制。

　　這猶太家族以其財力，協助當年的猶太複國運動，為以色列建國立下汗馬功勞倒是真的，但以世界經濟和金融運作的複雜，竟可由一家族操控生殺大權，簡直匪夷所思。只是碰巧宋鴻兵曾在美國的房地美及房利美公司擔任過高級諮詢顧問，擁有一手資料，早已預測到次貸風暴並由此而引發的金融海嘯，而其書在2007年5月甫一出版，便遇上內地股市狂瀉，人們都把他當作生神仙，因而對其小說式杜撰的陰謀論深信不疑。

　　若說貨幣戰爭，也不是沒有，例如美國如今千方百計想迫使中國的人民幣升值，也可說是貨幣戰爭，但那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戰，不是任何家族操控。像宋鴻兵的書，其闡述有不少地方不符現代經濟和金融體系運作，特別是他建議重回金本位制度，顯然不明白現代金融是利用信用貨幣和信用為基礎，金本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廢除，在如今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格局，回複金本位實無可能。

　　宋鴻兵的書在內地熱賣，卻沒有在香港熱賣，是否說明香港不僅是文化中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其文化特色是對金融和經濟的認識較深，對家族操控世界經濟的陰謀論，未免嗤之以鼻。

 

寬容是王道 by 岑逸飛

2010-03-26

　　談和諧，自然會說到寬容。寬容方能和諧，和諧才能穩定，穩定更能發展。

　　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難免產生誤會，若能冷靜平和地寬容別人，便能達成諒解，和諧相處。什麼是寬容？寬容是一種氣度。寬容別人的過失，就可以給對方一個醒悟的時間和機會。寬容可說是一種胸襟，一種修養，一種美德。

　　其實能寬容別人，不僅給被寬容者帶來愉悅，也給自己帶來快樂。但寬容不是不分是非、毫無原則，縱容錯誤。寬容只不過是擺脫斤斤計較心態，拓寬凡事都耿耿於懷的狹窄心胸。寬容是讓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心情舒暢的生活氛圍，學會尊重別人和自己。

　　學會寬容，會使人心胸開朗。當被人誤解、或誤解別人時，寬容會讓時間撫平一切。寬容是大度，能容得下人世間的酸甜苦辣，化解一切恩怨是非。寬容不是嫉忌，卻容得下嫉忌，嫉忌使人卑劣，不是寬容。寬容也不是懦弱，懦弱者害怕外來勢力，排斥異己，所以不懂寬容。

　　從個人的修身，提升到一個社會的寬容、施政者的寬容，應是指對不同意見的包容，讓互為沖突的意見，有所溝通與合作。從一定意義來說，寛容本身具有和諧品質。寬容政策也不是態度放任，更不是漠不關心。寬容是要能做到孔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和”。“同而不和”是一言堂，社會上無可能只有一種聲音，除非是通過威權壓制言論，令人民噤若寒蟬，但其實已暗藏不和諧的因子。

　　記得胡適曾有《容忍與自由》一文，寫於1959年3月12日，四天後發表，被當年台灣的已故哲學家殷海光譽為“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文獻”。其實胡適的所謂“容忍”，是從英文的tolerance一字翻譯過來，應譯作“寬容”更為精確，後來胡適也意識這一點，改口說“寬容”。

　　“寬容”不同“容忍”，容忍只是指能容納異己和接受與願望不符的事物，而“寬容”卻是容忍之外加上寬恕。純粹是容忍，多少帶有被動的意味，容忍有時是無可奈何，容忍可以是一種苦痛，一種悲哀。寬容則採取主動，寬容不是躲避，在哲學上，寬容是一種涵蓋萬物的力量，並以事實證明真理。現代社會的民主，其真髓便是寬容。寬容是王道，寬容者能治天下。

　　今日的社會更具開放性，社會變化加速，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價值取向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當政者更需要寬容處理紛爭，寬容是政府與人民交往和合作的“潤滑劑”。

　　回頭看香港，香港算是一個寬容社會嗎？表面上看，香港很寬容，有各種各樣的聲音，肆無忌憚的言論，但如果寬容是王道，則香港不應有這麼多的“民怨”，經常有示威和遊行，可見香港的寬容仍是有問題。法國諺語說︰了解一切，才能寬容一切，這話值得深思。也許特區政府對市民的真正需求，仍有隔閡吧？

香港算是個和諧社會嗎? by 岑逸飛

2010-03-18

　　望字生義，「和」字，「諧」字，以及加起來的「和諧」一詞，好像是「人人有飯吃，人人皆可言」。

　　從詞源上看，「和」與「諧」，不但詞義相近，而且常在一起使用。字典釋「和」，本身原有「和順、平和、和睦、調和、適中」意思；而「諧」則有「和合、協調、商定」涵義。

　　《說文》有雲：「和，相應也，從口，禾聲」。「和」字是形聲字。讀音同「禾」，故以它為聲旁；講和必須通過口語溝通，所以用「口」作形旁。「口」作形旁的字很多：如吃、喝、叫、吐、吸、吵、吟等，都把口字放在左邊。何故「和」字把口放在右邊？

　　其實古時「口」字放左放右都是「和」。《說文》便只有「和」而沒「和」。以口作偏旁的字，一般在左邊，何故如今「和」是依「禾」不依「口」？也許「禾」在「和」字有雙重作用，它不光作聲旁，還能表義。《說文》釋「禾」：「禾，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和」字最早出現在金文，大致在戰國時代，在戰亂下產生。「和」的最早寫法是「龢」，左邊上部由「人」「一」「口」組成，指有個人在吹笙之類的樂器。「龢」下半部是「冊」，指書冊。整個左邊表示一個人在吹笙看書，是個文化人。右邊「禾」字表音。

　　中國字為象形字，字如畫。把古代的「龢」字當成一幅畫，看起來另有味道。「禾」字在古代指「粟」，後來擴展為指禾苗，即莊稼。或泛指有杆植株，如樹、水稻、麥苗等。整個畫面似是有個人在樹下或田邊吹笙看書，很有文化感。

　　「和」字反映中國在農耕文明的核心哲學理念，即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則體現在音樂和讀書的表現中，《易經》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和」字不見刀兵痕跡，更不是現在的城市不見鳥不見樹的景象。

再看「和諧」的「諧」字，《說文解字》謂「諧，詥也。從言，皆聲」。甚麼是「詥」？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解釋：「詥之言合也」。按「諧」字，典籍多訓「和」。《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這裡所謂「八音克諧」，是指音樂節奏的和諧。

另外，「諧」字以「言」為部首，諸解均與講話、語言有關，如寓意和諧的諧音、諧調，寓意詼諧的諧戲、諧謔等，總之體現的是一種平衡、輕松的氛圍。《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在解釋「諧」字時說：「諧之為言皆也」，但「言皆」的表現，並不是跟著別人後面點頭稱是，隨聲附和，而是可以各持己見，達到「和而不同」。

香港社會算是和諧嗎？也計勉強合格吧，真正的「和諧」要有文化內涵，加上音樂感。但香港社會畢竟商業味太濃，文化性不足，且雖有言論自由，有不同聲音，卻多噪音，不算「言皆」。

中國人的大一統觀 by 岑逸飛

2010-03-12

　　中共指摘達賴在西藏搞分裂活動。“獨立”這個字眼，在中國很敏感，不管是藏獨、疆獨、台獨以至香港獨立，在中國的國情都決不容許。達賴畢竟是個政治喇嘛，近年遠離“獨立”的提法，甚至聲稱不搞“西藏獨立”，說要走“中間道路”。

　　看來達賴是要取得西方鐘情自由民主理念者的支持，改了語調，只是抱怨藏人在西藏失去政治地位，不滿他本人及其追隨者在西藏現代化過程沒有充分參與，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務上。不過，在中共眼中，這條“中間道路”的本質仍是“變相獨立”，本質上仍屬“獨立”。

　　如今西藏屬中國的自治單位，但這種“自治”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獨立自主”式的自治，而是在《憲法》原則下，以國家的統一為前提，才有自治可能。且不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對國家不統一、民族不團結，有著慘痛的歷史經驗，曾受盡帝國主義的欺淩而血淚斑斑；在文化上，中國傳統一向崇尚統一而不是分裂。《三國演義》卷首開宗明義雖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其實“合”是常數，“分”是變量。

　　歷史上，天下分分合合，輪迴演進。周朝統一中國近八百年，到春秋戰國時分裂為群雄割據；其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到漢朝換了主人。漢末天下分為三國，最終則是西晉一統天下。文化上，中國人的“大一統”概念，始於春秋。戰國時孟子有“天下定於一”的說法。《春秋公羊傳》則有“三世說”，包括“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而“大一統”見之於“太平世”，那時是“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中國人的“大一統”有個中心點，那是以周天子為核心，其它國家各就各位，故荀子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但都臣服中央。到秦統一六國，形成“大一統”格局，漢代則在這格局下加上“華夷之辨”。但“華”與“夷”不同，主要在文化上，政治上反而並不嚴格區分，這是中國“大一統”特色。

　　中國人的“大一統”不只局限在政治上，更有在文化上，例如秦始皇“書同文”，是文字上一統；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是思想上一統。而無可否認，大一統有助管治，有利保持社會秩序穩定。可是這種“大一統”，向來不崇尚以武力一統，而是強調教化功能。政治上講一元性，文化上則可多元性，在社會學家費孝通筆下，叫“多元一體”，一體是中央集權，多元則要做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

　　不說別的，如今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也是“大一統”概念下的產物。所謂“一國”是政治上一元；所謂“兩制”是文化上多元。但這種“多元”不同西方平面性強的多元主義；因“兩制”體系帶有差序格局，先在“一國”前提下才可以談兩制的。
 

中國人的大一統觀 by 岑逸飛

2010-03-05

　　中共指摘達賴在西藏搞分裂活動。“獨立”這個字眼，在中國很敏感，不管是藏獨、疆獨、台獨以至香港獨立，在中國的國情都決不容許。達賴畢竟是個政治喇嘛，近年遠離“獨立”的提法，甚至聲稱不搞“西藏獨立”，說要走“中間道路”。

　　看來達賴是要取得西方鐘情自由民主理念者的支持，改了語調，只是抱怨藏人在西藏失去政治地位，不滿他本人及其追隨者在西藏現代化過程沒有充分參與，包括在文化和宗教事務上。不過，在中共眼中，這條“中間道路”的本質仍是“變相獨立”，本質上仍屬“獨立”。

　　如今西藏屬中國的自治單位，但這種“自治”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獨立自主”式的自治，而是在《憲法》原則下，以國家的統一為前提，才有自治可能。且不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對國家不統一、民族不團結，有著慘痛的歷史經驗，曾受盡帝國主義的欺淩而血淚斑斑；在文化上，中國傳統一向崇尚統一而不是分裂。《三國演義》卷首開宗明義雖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其實“合”是常數，“分”是變量。

　　歷史上，天下分分合合，輪迴演進。周朝統一中國近八百年，到春秋戰國時分裂為群雄割據；其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到漢朝換了主人。漢末天下分為三國，最終則是西晉一統天下。文化上，中國人的“大一統”概念，始於春秋。戰國時孟子有“天下定於一”的說法。《春秋公羊傳》則有“三世說”，包括“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而“大一統”見之於“太平世”，那時是“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中國人的“大一統”有個中心點，那是以周天子為核心，其它國家各就各位，故荀子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但都臣服中央。到秦統一六國，形成“大一統”格局，漢代則在這格局下加上“華夷之辨”。但“華”與“夷”不同，主要在文化上，政治上反而並不嚴格區分，這是中國“大一統”特色。

　　中國人的“大一統”不只局限在政治上，更有在文化上，例如秦始皇“書同文”，是文字上一統；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是思想上一統。而無可否認，大一統有助管治，有利保持社會秩序穩定。可是這種“大一統”，向來不崇尚以武力一統，而是強調教化功能。政治上講一元性，文化上則可多元性，在社會學家費孝通筆下，叫“多元一體”，一體是中央集權，多元則要做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

　　不說別的，如今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也是“大一統”概念下的產物。所謂“一國”是政治上一元；所謂“兩制”是文化上多元。但這種“多元”不同西方平面性強的多元主義；因“兩制”體系帶有差序格局，先在“一國”前提下才可以談兩制的。
 

達賴這張牌 by 岑逸飛

2010-03-04

　　西藏佛教格魯派，即黃教，其並列的兩大宗教領袖，一是達賴喇嘛，一是班禪。所謂「達賴」，在蒙古語是「海」；在藏語是「上人」。

　　曆史上有多個達賴喇嘛，達賴一世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在西藏創建了紮什倫布寺。如今我們所熟知的達賴喇嘛，是達賴十四世，名叫丹增加措，原名拉木敦珠，藏名當采，來自青海一個藏族農民家庭。

　　西藏人相信有轉世靈童這回事。達賴十四世是在兩歲時被認定為達賴十三世的轉世靈童，依據往例，要在當世達賴仙逝後才去找靈童，當然還要經過連串測試。如今的達賴經已七十五歲，年紀老邁，而他作為中美之間角力和博弈的一張牌，其利用價值恐怕會隨著時日變遷而漸減。自達賴五十一年前出走西藏在海外流亡後，西藏問題一直存有爭議，而中共的對策，一方面力捧十一世班禪對付達賴(最近班禪已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另一方面則是繼續維持西藏現狀，靜待達賴仙遊，再作打算。

　　達賴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不想人們在他的轉世一事大做文章，因而在不同場合，對轉世制度便有不同說法。最近他訪問美國，又聲稱轉世制度可廢。只是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的曆史傳統，也不是達賴一人，說廢便廢。

　　在西方，達賴這張牌，在共產世界於一九八九年出現巨變時發揮最大作用。充滿政治意味的諾貝爾獎，正是於一九八九年頒發和平獎給達賴，以表揚他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以及他對主張以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但達賴真的與西方式的，特別是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合拍嗎？

　　且不說美國有基督教傳統，達賴信的是佛教，即以佛教徒而論，他一方面宣揚其和平哲學，要多生多世為所有生靈福祉而努力；另一方面，他又聲稱要將佛教揉合社會主義，而反對資本主義。他曾表示十分贊同馬克思反對剝削、關心貧窮的無產者理念，又說馬克思強調世界沒有救世主和佛敎的理念一樣。他聲稱自己是「半個馬克思主義者，半個佛教徒。」

　　想將佛教與馬克思主義融合，當然不是那麼容易。馬克思曾說過，所有宗教都是鴉片。講唯物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貫以來對佛教的批評，是徹底的唯心論者，並且起了模糊階級界限和削弱被壓迫者反抗意志的作用。相信達賴不會不明白這一點，他的言論，也許是要自己與美國劃清界線，不想自己成為美國一張牌。

　　站在美國的立場，達賴雖然垂垂老矣，身體健康尚佳，這張牌仍有剩餘價值。難怪美國總統奧巴馬近日不顧中國警告在白宮接見達賴，隔天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國會圖書館更頒發榮譽獎章給達賴。但對達賴而言，恐怕他不想成為別人一張牌，而是他也有私心，佛學是他的包裝，他想在中美角力的夾縫中，兩面逢源，表面上為藏人謀取利益，骨子則為自己在歷史留名。難道他想做一個談判高手？

以香港人的博弈行為看中美關係 by 岑逸飛

2010-02-25

　　博弈論，英文稱為Game Theory，也可譯作「對策論」，或賽局理論，在西方屬應用數學分支。其實舉凡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行為，都叫博弈，而在博弈過程，參與者各具不同目標或利益，同時也會考慮對手的可行方案，從而選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合理方案。

　　中國傳統的博弈，與西方博弈不盡相同，有如中醫和西醫之別。西方博弈重量，把所有資料化為數據，正如西醫，驗血壓、血糖、超聲波掃描等，然後作出分析，對症下藥。中國式博弈，卻是重質，講謀略，看全局，作整體分析。西方博弈是算學法，以嚴密邏輯表達，決策務求穩妥，不存僥幸；中式博弈，往往失之粗疏，卻又往往抓住要點。

　　博弈行為並不高深，日常生活處處可見。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博弈」無處不在。香港人掛在口頭的「執生」，其實就是博弈。但香港式博弈，有如香港人看醫生，最常見是中西醫合並，傷風感冒是先看西醫治標，然後再看中醫斷尾。畢竟在現實人生，人不是物，不可以事事量化，因為人是複雜的，因此香港人的「執生」，是質與量並行，兩方兼顧，才是最優化策略。

　　以香港人的博弈行為看國際關係，例如中美關係，其中一個關鍵，是雙方都在參與博弈行為。博弈猶如下棋，雙方都拿著一些棋子，如今筆者看到的中美關系，是有只棋叫達賴棋，有只棋叫劉曉波棋，至於這兩只棋該如何下，相信美式著法、中式著法和香港式著法都有不同。

　　以達賴棋為例，上星期49歲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與76歲的達賴喇嘛進行了第一次私人會晤，現場沒有記者，會談內容也不為外界所知，媒體得到的唯一會場「傳真」是一張靜止的奧巴馬與達賴坐著會談的圖片。而耐人尋味的，卻是白宮事後發布的新聞短稿︰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共和國的藏族」表示關注。

　　「關注」二字，可圈可點，表面並無立場，實質卻有立場。因為回顧歷史，早在一百年前，美國政府已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直至1943年，歷屆美國政府便因應其國家利益需要，多次調整其「西藏政策」，其所謂「西藏是中國一部份」的外交原則，時而清晰時而模糊。所以達賴棋，其實也是「西藏牌」。「西藏牌」不是「人權牌」，人權是包裝，究其實是「美國利益牌」。難怪有分析人士戲稱，「奧巴馬接見的不是達賴，而是美國的利益。」

　　美國的達賴棋背後，是美式博弈的意識形態，所謂「關注」是一種調整，表面上是「執生」，卻不是香港式「執生」，香港式「執生」不是只看數據，而是中西兼顧，會體會中國感受。中式博弈如孟子說的「先立乎其大者」，大原則決不能變，細節才可商討，正如中醫判症先看病人體質是寒是熱。所以奧巴馬見達賴後的「關注」，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立即緊急召見美駐華大使洪博培，提出嚴正交涉，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被誤導的孔子形象 by 岑逸飛

2010-02-18

　　《孔子》一片，涉及對孔子形象的描繪，編劇須對孔子思想有全盤了解，否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即使是少許對史實的修改，以為加些鹽加些醋只為增加可觀性和票房，殊不知“一粒老鼠屎也可壞了一鍋粥”，這是修改情節要謹慎處理不可不察之處。

　　其中一個例子，是片中的夾谷盟會一幕。此幕不像顏淵跳入冰河搶救竹簡全屬虛構，畢竟齊景公與魯定公會盟於夾谷(今山東萊蕪之南)，不少史籍，如《史記･孔子世家》、《春秋左氏傳》、《春秋谷梁傳》等都有提及。但電影所描述的，則有不盡不實之處，且會引起誤導，損及孔子形象。

　　筆者先根據史實，簡述此一事件經過。當時孔子以大司寇官職兼攝行相事陪魯定公參加盟會，仍擔任相禮的老行當。而在盟會前，齊國大夫犁彌早已為齊景公密謀，認為孔子是“知禮而無勇”，盟會時指派野蠻的萊夷人以表演萊夷舞樂為名，劫持魯定公為實。孰料孔子當場鎮定自若，全無懼色，正氣澟然斥責齊景公：“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幹盟，兵不逼好。”認為齊景公此舉，“於神為不敬，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說得擲地有聲。

　　這可說是孔子以“仁者之勇”，化解對方的要脅。在兵法上，這是《孫子兵法》的“上兵伐謀”，不費一兵一卒，只憑三寸不爛之舌，折服了對方。而孔子之所以成功，因為春秋時代，各諸侯仍受到重禮制的道統的無形監察，對於排斥四夷的正統觀念，是各諸侯所不敢違犯的禮制。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孔子顯然有此本領，胸有成竹，用周公之禮曉以大義，輕易令齊人屈服。

　　但影片沒有強調孔子這種機智，反而說孔子安排了以牛車代馬車，令齊國誤以為孔子帶了龐大兵馬，因而被嚇退。雖然史料提及孔子確有兩手准備，除文備之外兼有武備，可惜又礙於魯國國內的權力鬥爭而調動不了兵力。換言之，孔子在夾谷盟會是手中無兵，但孔子會以牛車代馬車、農夫代士兵，制造煙幕想瞞騙對方嗎？編劇杜撰了此一情節，或許以為將孔子比附為諸葛亮擺“空城計”那樣，有勇有謀，卻不知諸葛亮擺“空城計”是迫不得已，而孔子就無此必要，因為他已有信心降服對方。

　　事實上，編劇此一杜撰，恰恰犯了兵法大忌，對孔子有所貶損。《孫子兵法》有雲；“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換言之，是不打無把握之仗，不存賭博心理。孔子若以牛車代馬車，便是心存僥幸。但孔學最講求實事求是，不追求冒險，穩健至上。在這方面，香港人最能體會這一點，因為香港多的是生意人，而真正的生意人不是炒家，投資之道先要保本，切忌孤注一擲。

　　如今影片杜撰牛車代馬車的情節，令孔子搖身一變像個投機的炒家，不知就裡的香港人，或會大搖其頭。其實孔子除了教學、當過代宰相、做過公安，也有管理倉庫和當會計的經驗，應該懂得做生意的。

 

以香港人的博弈行為看中美關係 by 岑逸飛

2010-02-04

　　博弈論，英文稱為Game Theory，也可譯作「對策論」，或賽局理論，在西方屬應用數學分支。其實舉凡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行為，都叫博弈，而在博弈過程，參與者各具不同目標或利益，同時也會考慮對手的可行方案，從而選取對自己最有利的合理方案。

　　中國傳統的博弈，與西方博弈不盡相同，有如中醫和西醫之別。西方博弈重量，把所有資料化為數據，正如西醫，驗血壓、血糖、超聲波掃描等，然後作出分析，對症下藥。中國式博弈，卻是重質，講謀略，看全局，作整體分析。西方博弈是算學法，以嚴密邏輯表達，決策務求穩妥，不存僥幸；中式博弈，往往失之粗疏，卻又往往抓住要點。

　　博弈行為並不高深，日常生活處處可見。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博弈」無處不在。香港人掛在口頭的「執生」，其實就是博弈。但香港式博弈，有如香港人看醫生，最常見是中西醫合並，傷風感冒是先看西醫治標，然後再看中醫斷尾。畢竟在現實人生，人不是物，不可以事事量化，因為人是複雜的，因此香港人的「執生」，是質與量並行，兩方兼顧，才是最優化策略。

　　以香港人的博弈行為看國際關係，例如中美關係，其中一個關鍵，是雙方都在參與博弈行為。博弈猶如下棋，雙方都拿著一些棋子，如今筆者看到的中美關系，是有只棋叫達賴棋，有只棋叫劉曉波棋，至於這兩只棋該如何下，相信美式著法、中式著法和香港式著法都有不同。

　　以達賴棋為例，上星期49歲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與76歲的達賴喇嘛進行了第一次私人會晤，現場沒有記者，會談內容也不為外界所知，媒體得到的唯一會場「傳真」是一張靜止的奧巴馬與達賴坐著會談的圖片。而耐人尋味的，卻是白宮事後發布的新聞短稿︰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共和國的藏族」表示關注。

　　「關注」二字，可圈可點，表面並無立場，實質卻有立場。因為回顧歷史，早在一百年前，美國政府已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直至1943年，歷屆美國政府便因應其國家利益需要，多次調整其「西藏政策」，其所謂「西藏是中國一部份」的外交原則，時而清晰時而模糊。所以達賴棋，其實也是「西藏牌」。「西藏牌」不是「人權牌」，人權是包裝，究其實是「美國利益牌」。難怪有分析人士戲稱，「奧巴馬接見的不是達賴，而是美國的利益。」

　　美國的達賴棋背後，是美式博弈的意識形態，所謂「關注」是一種調整，表面上是「執生」，卻不是香港式「執生」，香港式「執生」不是只看數據，而是中西兼顧，會體會中國感受。中式博弈如孟子說的「先立乎其大者」，大原則決不能變，細節才可商討，正如中醫判症先看病人體質是寒是熱。所以奧巴馬見達賴後的「關注」，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立即緊急召見美駐華大使洪博培，提出嚴正交涉，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